今年國際氣候談判期間，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菲國氣候談判代表在會場哽咽發言，絕食抗議談判停滯不前，並強力表達他們對氣候減量協議的立場；如果海燕颱風不幸發生在台灣，我們可有準備好如何向國際社會發聲？
台灣關心氣候談判的學者包括台大法律系教授葉俊榮、政大國貿系教授施文真、台大政治系助理教授林子倫、中原財法系助理教授林春元等人，28日就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19屆締約國會議的進展出席座談會；從學者及與會青年的觀察中可以看出，此次會議幾乎沒有太大的進展，不是對於氣候援助資金的爭執，就是在推諉減量責任，而且似乎年年如此。「這是慣性嗎？」葉俊榮問，國際上如此，國內也跟著如此，國會不立法、政府不採取行動，也不會有壓力，那「我們在做什麼？」無力感，然後不理會這個議題了嗎？
「當然不是！」他期許，年年在關注、探討，其實是一個「量能建構」（capacity building）的過程，「別人都在睡覺的時候，還是需要一些人是清醒的」，做這些研究的人，是在累積能力，讓我們在不幸尚未發生、甚至已經發生的時候，有能力把訴求和主張說清楚。「不管國際上的進展快慢，我們都要有主張和思考。」
葉俊榮說，至少，我們現在知道，現在的國際氣候協議談判上，資金問題重要、氣候災害的「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議題很重要，而不管狀況多糟糕，如果我們能把這些議題看懂，也才會有一點點希望。
一步一步累積 看懂國際氣候治理議題
民進黨時代曾任行政院永續會執行長、率領跨部會參與聯合國減碳談判的葉俊榮何出此言？主要這場座談的與會者逐漸觀察到，在國際減量協議的談判場上，相似的推託之詞已形成既定的模式，林春元形容：「議題沒有太大進展、（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吵架的模式都差不多」，不外乎「給我錢我才做（減量）」、「你不做我也不做（承諾）」等等話術，年年上演。
林子倫也提到，今年的談判，注定是邁向2015年巴黎會議前的過渡性質，減量協議不會有太大的實質進展。此話可以用以下這張呈現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呈現近年談判演進的示意圖來理解，這是由台大法律所李彥麟代表台大法律學院環境永續政策與法律中心（PLES）整理出來的：
弔詭的是，目前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批准的國家才四個，涵蓋不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15%，更遠遠低於本世紀末不升溫攝氏2度所需的減量水準。原因就在 於各國都在等待2020年的新協議，在第二承諾期則處於觀望的態度，京都第二承諾期也就成了「食之無味、去之可惜」的雞肋。
話句話說，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不是國際社會的重點，至少目前不是。
根據連續九年參與氣候會議的林子倫觀察，資金一直是談判的核心問題，另外還包括「減量目標的決定方式」、「損害與損失機制」、「碳交易市場的連結」、「化石燃料補貼的改革」等。
錢、錢、還是錢！
如同本報在會議期間〈綠色氣候基金跳票是關鍵阻礙〉及〈錢、錢、還是錢！〉 兩篇報導所指出的，綠色氣候基金機制實際上到現在還是一個空殼子，「空有制度但沒有錢入帳」，像300億美元快速啟動基金，發展中國家去年在多哈會議批評過根本沒有到位，後來改為爭取中程資金（mid-term finance），也只爭取到在2015年以前，總共60億美元的資金承諾。這和工業國家經濟條件不振而不願做出財政承諾有很大的關係，未來數年還會是談判的核心問題。
林春元觀察，目前大會至少產出了綠色氣候基金的指引方向，包括「資金的運用要兼顧調適和減緩兩方面的需求」、「資金的使用和需求是由各個國家自行提出」、「分配時要考慮發展中國家蒙受氣候災害的急迫性需求」、以及「私部門資金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談到私部門投資，政大國貿系教授施文真觀察到，發展中國家基於過往經驗，對此是既期待又有疑慮，因此對私部門資金導入的架構目前還沒有共識。
施文真還提及，綠色氣候基金是架構在公約（UNFCCC）下的基金，但工業國家看來還是較信任世界銀行這類機構所掌管的基金，如全球環境基金（GEF）、及生物碳基金（BioCarbon Fund）。也有些國家對多邊機構的基金缺乏信心，逕自發展主導權較高的雙邊援助途徑。因此，「氣候資金的走向是多元的。」
需補充的是，與生物碳基金是處理REDD+ 機制下處理資金的管道之一；REDD+ （讀作REDD plus）的REDD，是指「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plus是指再加上保育、永續森林管理與加強碳匯。此機制涉及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支持（financial support）。
損害與損失機制
Loss and Damage（損害與損失機制）是由發展中國家所主導的議題，議在談出一個讓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為造成全球暖化帶來的損害，負起實際賠償責任的機制。
對此，工業化國家非常保留，這個陣營擔心的是氣候災害與排放責任的對價關係不意釐清，一旦這個機制啟動，將會是財務上的無底洞，風險極高。
碳交易市場串聯
林子倫表示，多年來低迷的碳價和碳交易市場，證明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有其瓶頸，包括歐盟與美國交易市場都在走下坡，這源於碳交易價值取決於政府對減碳目標的強力支持，民間企業越來越擔心決策者的政治決心不夠，導致買到的碳權未來成為廢紙一張。
這其中的原理大致上是如此的：碳交易得以運作的基礎，取決於有具體的減碳目標與額度。在國家尺度上，中央必須確立排放上限，上限有了、額度就出來了，企業之間便可據此進行額度的分配和交換，碳權的價格也才能確立。假設排放上限鬆動，或企業間對此政府守住此上限的決心缺乏信心，碳權的價格將一文不值。
在此情況下，現有的交易體系若仍要走下去，擴大市場連結是無可避免的途徑。因此，歐盟、北美市場的讓在談互相連結，並串接新興起的中國碳交易市場。至於非市場的途徑，林子倫表示，去年還有相關的議程在談，但今年幾乎沒有，值得關注。施文真則是對中國官方沒有明確排放上限所發展出來的碳市場，不表示樂觀。
減量目標：「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
在聯合國場域裡，「由上而下」、「由下而上」這些名詞指的是「國家」對「公約」的尺度。
由上而下指的是像《京都議定書》這樣的機制，由國際公約直接指定全球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再據此規定各個國家的責任和減量目標。由下而上所指的，則是由各個國家回到根據各自的狀況，「作功課」以後，自行提出本國的目標。
林子倫說，目前的討論是傾向於雙向、混合（hybrid）的途徑，主要是仍期待總體仍有一個基於科學數據的減量目標，才不會和IPCC（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科學評估報告所建議的減量程度有所差距。林春元則補充，除了期待有全球性的承諾目標，也要有監督審查機制，來驗證各國的減量努力。
改革化石燃料補貼
不當的補貼扭曲了能源真實的代價，阻礙再生能源的進展。事實上這已經不是新的議題，從2009年以來，不論是G20、世界銀行、IMF（國際貨幣基金）或IPCC，都已有大量探討，但因為和很多既得利益衝突，推動很困難。
不過，林子倫指出，這次氣候會議再把此議題和資金問題扣連再一起，看來很有發展性，像歐盟便做了研究和倡議，把對汙染產業、化石燃料的不當補貼，用來做氣候援助。
「既然拿不出錢來，就把補貼化石燃料的錢逐步淘汰，這樣另一方面還能提供產業提升能源效率的誘因，作為減量策略。」或許在明年，這個議題會持續受到討論和重視。
青年參與途徑？
28日的座談會上，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代表賴柏宏也到場分享青年參與的觀察。他指出，目前台灣青年參與的YOUNGO（青年NGO聯盟），是唯一在聯合國主談判會場享有發言權的團體，他們喊出的「世代衡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呼聲引起不小的回響，最後他們的訴求也放入了大會產出的文件中。
葉俊榮則勉勵青年對氣候行動要有更強的承諾，「不是因為你們做去做錯事要負責任，而是因為你們是（比當前世代）更重要的權益關係者。」他建議未來世代在國際舞台上也要有辦法呈現出台灣最在乎的事情，這樣才會是「在台灣、立足全球」。
葉俊榮說，當我們多了解自己的處境，對議題的掌握會更精準，就能逼使我們的政府真正抓出重點，把資源放在最優先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