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當前社會環境運動所遭瓶頸找活路
回想1980年初，環境生態、污染問題還是社會一般極感陌生的話題時，大部分擔憂臺灣生活環境日趨惡化的學者專家，都想不到，在5、6年之後，臺灣地區社會大眾要求改善環境的聲音會達到如此熱熾的程度。
反污染這勁成為現今社會共同體會的需要，是處於過去幾十年社曾氣氛中人所料想不到的事。
最基本的生存權：清潔的陽光、空氣、水
最近2年在學術界、社會意見領袖以及媒體觀念的引導下，要求環境保護，要求清除威脅生活圈污染源的草根性民間力量逐漸在集結。包括過去以「意識型態」為主流導向的在野政治團體，最近1年來也在調整方向，下降政治意識型態之氣氛，改以更具問題導向的訴求，組合動員致力於環境運動。
在閱讀市場上競爭領先的商業雜誌，也都極敏感的感受到環境話題的流行壓力，紛紛製作反污染現象報導的專題。
去年的地方選舉，大都分的候選人以還境保讓為主力政見，相當多位議員候選人則選用綠色為傳單的顏色。反公害成為獲取選票的手段，在臺灣地區選舉事務上還屬首見。
這種社會群體反公害意識提升的趨勢，到底表示了什麼樣的訊息？以及這樣的現象，是否一定有助於整個系統改善生活環境？這樣的熱切環境呼聲究竟能保持多久？社會大眾反公害意識提升後，再來的路子，又應該如何發展，不但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是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
都分對觀察臺灣環境問題有興趣的人，認為這幾年還境問題所以能夠有開放的討論空間，是因為環境的題目比較不具有政治敏感性。這樣的說法，雖有足以支持的現實情境，可供佐證，但卻明顯忽略了社會也已到了有反污染現實需要的背景。
環境污染所侵犯的，基本上，是人的健康，也可以說是人的生存權。要求清潔的陽光、空氣、水以及居住的士地，可以說是，做為一個人最基礎的權利。
爭取環境權，其實也就是爭人權。既然是爭人權，其實是很難沒有政治敏感的問題的。但也由於環境污染是直逼每個人生存空間的禍害，因此在向不同社曾層次的人，進行說服工作時，成功達成的機會升高很多。
臺北市的空氣污染很嚴重，生存權受侵犯的人，不只是弱者窮人，連富甲天下的大戶人家、政府要員，與製造污染的企業家，都同時受難。
環境公害污染既有從上到下得罪所有人的特質，理論上，伸張環境權應量極自然而容易的事。可是從現實世界所看到的現象卻是，環境權必須爭取，不但必須爭取，還極其困難。
政府可能在人民抱怨前就做好環保工作嗎？
過去數年，臺灣地區民眾環境意識嚴重不足，環境權隨之被埋沒。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環境權末被及時同步列入運轉條件的結果是，必須用加倍的力量去挽回這個應有而未有的權利。
當今臺灣地區的環境權，已失去正常發展狀態下應有的樣子，在龐大的舊有經建發展主導制度的夾縫中掙扎。
政府環境保讓局成立迄今4年餘，這樣的新興政務，必然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與其他政務一樣受到應有的注意。例如由國外輸入污染性工業，在沒有環境保護局存在時，核准許可中並無環保單位簽註意見之餘地。在設置環境保護局後，政府其他工、商部門的業務人員，也未必有能力馬上調適，那些輸入工業必要簽會環保單位。
政府環保業務是爭來的，並不是坐在位子上，就有人送上門來的。如此新興業務如果主事者不夠主動積極，推動的速度也相對會減慢。環保業務的權充，其實也就是「爭權」的一個過程。
如果政府的環保機構能夠迅速「爭權」，相對對人民的環境權的伸張有所助益。但「爭權」往往會造成政府部會中極大的衝突，甚至有人憂慮，環境機構成長過度，可能「危及」現有體制發展，而因環境「爭權」而導致的「擠迫形勢」會讓整個舊有經建主導的官僚系統感到不安及不快，而造成許多疑慮與阻障。這種現象，在過去幾年，有關環境法律的審訂過程中屢見不鮮。
由於環境政務太過「年輕」，因此在排列預算優先秩序時，也敬陪末座，發生任何必須刪減預算的狀況時，環保業務必然首當其衝，這是全世界皆然的情形。環保業務的本質雖然是人民基本的生存需求，但似乎永遠只落在政府決策者視野的尾端。
在預算上不穩定，在「爭權」方面相對也打折扣。環境單位是否能夠順利「爭權」，當然也受到社曾大眾要求「環境權」是否已對政府造成足夠壓力的影響。
人民如果沒有要求，習於污染的環境，政府有相當大的可能，會繼續擱置環境保讓的工作。對一個政府而言，環境保讓的工作，做到最好就是清潔的空氣、水與土地。這是自然界本來就有、就是的東西，一個政府有可能在人民抱怨之前，就做好這些工作嗎？換個角度問這個問題，環境污染有可能預防嗎？從歐美國家的經驗以及現今新興工業國家所表現的種種狀況，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一個政府可能會知道有環境污染而未必去解決，必需等到人民抱怨，然後動手去解決。每個政府對人民抱怨的忍受度都不一樣，因此每個政府解決環境問題所選擇的時機以及手段也大不相同。
最近李國鼎政務委員在行政院科技會議會後表示：「政府能給人民的最好福利，就是有乾淨的空氣呼吸，有乾淨的水喝。」這句話如果是在10、20年前說出來，恐怕不但得不到共嗚，更有可能引人困惑。因為當時的民眾習於不潔空氣、不潔的水，根木無法感受這是「政府所能給人民的最好福利」。
李國鼎政務委員的話，現今卻已是一句最能舒發民眾沈鬱無奈的簡單表達。從朝野目前共同的心理情境可知，過去當局對環境問題的忍受，其實是與整個社會客觀環境同步的，只要人民還可忍受，政府也提不出任何改善的意思。
這種持續多年朝野間心理互動情境，多少已形成制約形式，只要社會要求改善的聲音極弱，或環境公害災難不再連續肇禍，政府解決事情的能力、意願馬上進入「冷卻期」。
面對環境污染的荊棘叢林，社會怎樣起步？
臺灣地區大約經過了10年左右的「環境意識」甦醒期，自前剛進入全醒狀況。
從整個環境改善的過程看，現在的地位只能算是剛走到起跑點，也就是，整個系統同時面對了一個最困難的局面，就是「怎麼跑？」的問題。
在政府方面，長中短程的環境問題，如潮湧至，幾乎無法順利做成解決問題的優先順序。最近更陷入「災難──解困」的表淺模式中，手忙腳亂，措手不及。
在民間方面，草根性自力救濟的人民團體紛紛揭竿而起，自己組合起來對抗地方公害。
企業方面，多數心存觀望。仍冀望民意代表護航，這些民意代表在競選時，大都收受了污染工業的競選捐款，很難在這時候，拒絕企業的要求。行政院衛生署長施純仁雖然已公開表示：要公開為污染者關說的民意代表姓名。這雖不是太具嚇阻力的「制裁」，不過，從好的地方想，確可能成為民意代表推辭關說的有力藉口。從壞的方向想，則反而成了別有居心的民意代表向污染工業索求更高代價的「籌碼」。
從政府、民間、企業三個角度觀察所得，並沒有辦法得到一個未來環境保證改善的結論。簡單說，原因在不知道怎樣「起跑」。
社會從對環境污染無感、無知，進步到懂得自己應爭取環境權，雖是十分重要的一步，但環境問題卻不是「覺醒」了就可解決的事。
覺醒之後，才真正是面對荊棘叢林之始。整個社會怎樣起步，怎樣一步接一步，是十分需要學習的事，可是目前所面臨亟待解決的緊迫局面，其實已等不及整個社會再去慢慢學習。
歐美國家有百年以上現代化的過程，有足夠的餘裕空閒，去學習思考現代化副作用所帶夾的問題，環境污染、公害問題的來臨也是由漸而至，整個社會而對問題的過程要緩和許多。臺灣地區的情況是爆發性的現代化成長，問題來得又多又快，解決問題的包袱之沈重，遠過於歐美國家社會當年所經驗。
像這樣不尋常的狀態，解決方法必然也極不尋常。臺灣地區目前卻只能以歐美經驗為前車之鑑，引入解決之策，是否合適於臺灣的獨特問題，幾乎已是沒辦法再深入考慮的事。更甚者，如臺南灣裡焚燒廢電纜造成土地污染的狀況，到底應如何解決，恐怕從歐美污染史中也找不到可資參考的案例。
反污染的呼聲日高，下一步怎麼辦？
一個日趨關懷環境的社會，會有愈來愈多的力量，因關懷的目標一致而集結，也曾因集結而行動而運動。在這段集結時期，社會的腦力資源，應該前瞻這個運動的可能走向，並提出可行之道。尤其當整個社會系統都感到問題必須解決而心浮氣躁的時候，當所有集結的力量不安的在原地打轉，做著「布朗氏運動」的時候，能夠透視整個社會前途的知識分子，應該讓自己的社會參與理念更加落實。
當前社會環境運動所遭遇的最大瓶頸就是，在各社會角落都已有為追求好環境而運動的聲音在成長，而過去幾年鼓吹環境意識覺醒的知識分子，卻還拿不出一套「再來怎麼辦？」（What's Next？）讓這些運動者有可追尋的途徑。
知識分子的集結與代表下一代主力知識分子的大學生的集結，目前已因現實情境需要而逐漸成形。怎樣在這些游離狀態的知識力量與社會角落民眾呼聲之間架接橋樑，為社會草根性民間力量注入更具審視、針刺問題的腦力，是現今最迫切的問題。
在未來1、2年內，這個關鍵性瓶頸是否能夠平滑疏通，這兩種社會層次之問是否能夠順利架橋，將決定臺灣環境運動的前途。
不成形的環境運動，或無腦力支援，無法切入問題要害的環境運動，可以確定絕不可能為臺灣環境成就任何幫助，反而會使解決問題的「毛線球線頭」更加盤錯。
長久在夾縫中掙扎的環境權，未來能否有機會掙脫而出，我們已經被迫走向解決問題的暴風中心。怎樣為這個大家熱切關心的環境權尋找活路，是這一代知識分子再三應該自問的問題。
民國75年中國人權協會環境權座談書面意見
原載民國75年5月29日聯合報副刊
※ 本文轉載自《走過傷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