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藍地圖」開放環境資訊 中國APP讓企業危崖勒馬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蔚藍地圖」開放環境資訊 中國APP讓企業危崖勒馬

2015年04月30日
作者:劉琴(中外對話北京辦公室編輯)

※ 本文轉載自  中外對話〈馬軍: 互聯網為監測全球污染轉移提供了可能〉

馬軍利用網際網路在中國做到了即時公開污染源,這種讓污染無處可遁的思維和「網際網路+環保」模式,為監測全球污染轉移提供了可能。在發布新的公開污染源App之際,馬軍接受了中外對話專訪。

手機APP「蔚藍地圖」讓用戶即時了解環境汙染情況,圖片來源:IPE

只要擁有一部手機,下載一個「蔚藍地圖」App,就可查看中國380個城市的空氣質量、河流水質、污染源等訊息,監控中國9000多家企業的排污情況。

在大眾獲取數據不很便利的中國,馬軍利用網際網路技術繪製的污染地圖,讓公眾動動手指,就能一目了然地發現污染,並推動污染企業和政府做出改變。

他的「網際網路+環保」模式不僅開創了中國公眾參與環保的新局面,也為世界各國監測污染提供了樣本,追踪和監測全球污染轉移、繪製一幅世界污染地圖不再遙不可及。

4月28日,馬軍的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推出「蔚藍地圖」App 最新的2.0版本。

「蔚藍地圖」為何誕生在中國?

中外對話:您剛剛獲得「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這個獎給您的得獎原因是:「在過去的中國,公眾沒有一個跟踪和舉報工業污染的途徑,馬軍填補了這個空白」。利用網際網路,尤其是手機App來即時監控污染數據,在國際上是首創嗎?為什麼會發生在中國?

馬軍:在斯科爾獎頒獎典禮上,來自全球數以百計的社會企業家看到我們的「蔚藍地圖」時很驚訝。污染源的即時公開,在西方國家還沒有,中國是第一個做到的。

通過訊息公開來改善和推動環境治理的做法,是從80年代末西方開始的,如美國和歐盟。現在的中國,對於訊息公開的需求比這些國家還大,因為他們可以靠司法體係來推動環境治理,但在中國環境訴訟還很困難,所以治理污染更需要公眾的參與,需要更多訊息的公開。

污染源即時公開的APP產品首先誕生在中國,有幾個原因:

其一,中國污染形勢嚴峻,民眾有更迫切的知情權需求、污染治理需求;網際網路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手段;中國環保NGO的活躍,推動了污染數據的訊息公開進程。

中外對話:污染地圖改名為「蔚藍地圖」,背後的用意是什麼? 2.0版本有什麼新特點,未來還會添加哪些功能?

馬軍:在2006年推出污染地圖的時候,我們希望污染地圖能夠讓大家看到污染造成的後果,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看到了污染,我們希望進入到下一個層級:不僅看到污染,還要去解決污染。現在沒有比「蔚藍的天空」更能召喚更多的人來參與環保了,因為很多城市已經失去了它。「發現污染,找回蔚藍」,這是我們對新名稱的期待。

2.0版本在1.0版本的空氣地圖基礎上,又增加了水地圖,可查詢的即時空氣質量也由190個城市增加到380個,污染源數據由4000個企業擴展到9000個。生活服務功能也顯著增強,除天氣預報外,還有是否需要佩戴口罩、是否適合開窗、戶外運動等生活建議。我們未來還會推動土壤監測數據公開,做成可視化的土壤地圖。

「蔚藍地圖」可否為監測全球污染提供借鑒?

中外對話: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中國所面臨的污染問題,App模式能否為這些國家所用? 另外,全球環境治理也面臨著污染轉移的風險,能不能為監測全球污染提供借鑒?

馬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企業家對這一產品很驚訝,也很好奇,一些人問,是否可以在他們國家開展這方面工作。一些發達國家的人也認為,他們也應該採用這種方法。有一些人很直接地說,希望我細緻地告訴他們,怎樣在他們國家做這項工作,因為一些國家正面臨著同樣的挑戰,比如印度的空氣污染也很嚴重。

也有很多人擔心,中國加強管理之後,這些污染企業會不會轉移到他們那去,造成新的一輪污染轉移。我認為,通過這樣的訊息手段,能夠建立起全球化的環境監督網絡和監測系統,無論這些企業走到哪轉移到哪,都能置於社會的監督之下,這樣將全球化生產和採購置於監督之下,防止這些企業肆意降低環境標準。

中外對話:您有沒有意願和他們合作?

馬軍:我們願意把經驗分享給他們。當然,各國都有不同的國情。在中國,數據公開比較有限,但政府部門做了很多監測,官方有一個比較好的數據基礎,我們推動政府把這些數據公開出來。

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監測能力很弱,當他們沒有來自官方的一套監測數據的時候,他們該怎麼去開展,就需要有一套適應本國國情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利用新的監測儀器,更多地採用民間的監測,再通過網絡關聯起來形成一個社會監測網絡。當然還包括怎麼推動企業做更多的監測和披露。

做這樣的工作,一方面需要數據基礎,另一方面,收集這些數據要耗費很大的時間和人力成本。我們已經用了將近10年的時間收集、累積數據,這項工作是非常枯燥的。

IPE的生存智慧是什麼?

中外對話:在中國來說,污染企業往往受到當地政府的保護,IPE的生存智慧是什麼?

馬軍:智慧不敢說,但我們有幾個方面特別注意。

一、堅持我們的目標和使命,既然我們是一個環保機構,就要堅持以環保為使命,不被一些問題分散注意力。

二、在堅守原則的同時,注意所處的國情,去增進和各個利益方的信任,跨越信任的鴻溝。

三、加強專業性和科學性。我們是一個基於科學的、基於數據的環保機構,2006年我們做出一個決定,數據的源頭採用政府的監測數據,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數據在中國還具有敏感性,中國社會對於NGO還有一個認識的過程,當我們的工作引發一些壓力的時候,有不良訊息記錄的企業跑來找我們的時候,源於政府的數據最終給了我們支撐

四、不去一味追求轟動效應,完善機制,多溝通不讓各方感到意外,讓企業有動力去改進,朝正向去推動,因為我們的敵人不是企業,而是污染。

中外對話:近10年執著於收集污染數據推動訊息公開這項工作,說您具有「阿甘精神」,介意嗎?

馬軍:我倒不介意,有一點確實相同,我自己很願意去跑步,我在清華附中上學的時候,那邊實行馬約翰(John Ma)教學法,到了下午的時候,要求教室也鎖門、宿舍也鎖門,大家都得出去跑步,所以這麼多年我就養成了一個跑步的習慣,雖然現在跑步的時間也有限、精力也有限,但每天還是堅持,要去跑一下。我們的工作也類似於跑步,不是一個衝刺就能完成,而是需要長期的堅持和努力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