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於昨（17日）結束的第40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大會，舉辦於15日突發軍事政變的土耳其伊斯坦堡，並因此中斷16日會議行程，凸顯文化資產面臨包括政治局勢、自然災害等複合式危機之當代脆弱處境。
13日，印度「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兼「文化遺產防災國際科學委員會」（ICORP）主席羅希特．吉葛亞蘇（Rohit Jigyasu）博士來台演講，題目為「致力減少世界遺產災害風險與建立防災能力」。台灣今年也才發生206美濃大地震，造成不少文化資產損傷，值得借鏡學習預防性保護及風險管理策略。
印度「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兼「文化遺產防災國際科學委員會」（ICORP）主席羅希特．吉葛亞蘇（Rohit Jigyasu）博士。攝影：林倩如。
亞太地區世遺 暴露地理災害風險最高
吉葛亞蘇畢業於德里大學建築維護學系，赴挪威科技大學深造，博士論文題目是《減少風險漏洞─透過印度與尼泊爾當代的知識協助地震頻繁的城鎮》，其最卓越貢獻在擔任UNESCO《世界遺產管理災害風險》工作手冊共同撰稿人，且擔任多個國家防災機構之顧問。譬如於由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城市文化遺產減災研究所」（R-DMUCH）發起、與UNESCO、ICOMOS、ICORP合作設立「古蹟防災研究學術平台」chair program擔任主持人。
針對世界遺產面臨現況，吉葛亞蘇分成五個部分闡述。他首先回顧世界近年來因自然、人為因素所引起的災害，釀成世界遺產莫大折損，發生頻率越來越密集，遺址承受風險越來越高且複雜。以去年4月、5月的尼泊爾地震為例，不只古蹟、建物嚴重損毀，從印度到西藏重要的貿易通道，也因此遭破壞，如宗教聖地之一的桑庫（Sankhu）原正申請登錄世界遺產，震災後，直接、間接損失很難完全測量出來。
而近十年來，受極端氣候影響，更加劇天災對文化資產的破壞力道，包括2006年印尼爪哇地震、2007年孟加拉熱帶風暴、2008年羅馬洪水╱東歐森林大火、2010年巴基斯坦洪災╱西歐暴風雨、2012年緬甸地震、2013年印度風災╱菲律賓海燕颱風、2014年巴爾幹半島水災等；1998~2007年，所有天然災害事件裡，76%來自水文、氣象或氣候相關性質。
他表示，就2015資料顯示，全球1,031個世遺場址，46%暴露在四個地理災害（海嘯、地震、土石流、火山爆發）中，尤以亞太地區域比例最高，歐洲北美次之，事前防災、事後減災仍有許多未竟事宜，然經費有限、救災協調不足，始終為挑戰所在。
他指出，如今災害都不只單一因素，因水土保持不佳、強降雨再引發土石流、洪患，災害啟動另一個連鎖反應，比如2012年美國珊迪颶風過後，舊市區木造房屋失火；或2010年災後整修伊斯坦堡古蹟卻施工不當。除了洪水頻率大幅增高，乾旱亦容易導致森林大火，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等等各式天災，不時逼迫生命跟文化資產深陷浩劫。
尼泊爾震災震壞不少古蹟民宅。攝影：Tom van Cakenberghe；圖片來源：CAFOD（CC BY-NC-ND 2.0）
都市化改變生態系統、傳統知識消亡 文化資產變脆弱
其次，吉葛亞蘇認為，需進一步釐清災害背後真正成因的重要性，他以2011年泰國水災為例，除了檢視考古遺址受害程度，也須了解是過去的水道設計在都市化過程中被人工填埋，排水不良而致水淹氾濫。他表示，以前鄉村環境重視生態系統，但都市化越快速，越伴隨災害風險提升。所以，不光是當下發揮技術救災，更需了解促進永續發展的議題，不然仍無法徹底防災。
許多世遺所處位置變成人口集中且出入狹窄不易的城市區，提高了遺址應災的脆弱性，舉凡日本、尼泊爾案例特別明顯。往昔土地被視為共享資源、非屬買賣標的，都市化人口外流移居，城鄉界線變化，擾亂原有緊密的共生關係，失去對自然資源控制的同時，外來制度侵蝕了既存傳統的管理體系。
另一方面，傳統知識、技藝、文化習俗等的流失也造成脆弱性，他憂心道，缺乏資源維修養護監控的文化遺產，難以建立老式建築的評估方式，加上傳統建材、結構不適應氣候變遷，在在增添文化資產應對災害風險的脆弱性。
工匠技藝、傳統知識極為重要，文化內涵的展現影響重建效果。攝影：林倩如。
災後重建更美好 世界遺產不是只能被動受害
第三部分即思維的轉化關鍵，世界遺產難道只能被動作為受害者嗎？研究重點在文化資產於災後重建正面意義的吉葛亞蘇強調，應該翻轉習慣的認知，文化資產可扮演建設社區抗災韌性、協助在地文化重建等積極角色。融入文化遺產的傳統知識系統隨著時間演變，透過連續錯誤和嘗試，相當有助於防災減災方案操作，進而達成永續經營。知識藉由習俗、生活方式來活化保持動力，可使社區具備調節適應災害之韌性（resilience）。
如印度、海地的傳統建築，經歷地震表現甚佳，又如日本神社位於高處，是海嘯來襲時的避難所。在單棟建物之外，公共空間設計也驗證其庇蔭功效，例如開放廣場、傳統水井，傳統智慧的結晶足以拯救人命、提供維生需求。
因應防災，未必得要新建鋼筋水泥設備，若能以舊知識結合新材質方為上策。他再以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地震災後重建為例，政府雖提供新房屋，但缺乏文化敏感度，即便免費，人們也不願意住進去。重建不只是完備硬體居住空間就好，更要帶進文化內涵。後來政府改建結構，運用裝飾才產生識別度，吉葛亞蘇再次重申工匠技藝參與之必要。
此外，尼泊爾強震後，居民不顧己身受災狀況，因為對文化價值的認同，主動投入搶救構件行列；東日本大地震後遺址的文化活動、宗教網絡，亦具備平撫創傷效果；2011年阿拉伯之春蔓延，為防止混亂中文物被打劫，開羅居民社區總動員，牽起手圍成人牆保護國立博物館。
當災難來臨時，應該優先救人命還是處理古蹟？他承認兩者不免拉扯，而災後文資如何兼顧安全，再現文化價值，連結全新歷史和過去，則左右著重建的成敗。他再補充，遺址往往牽涉當地經濟發展，跟居民生計息息相關，亟需整合產業復振，重建較可能獲得成功。
尼泊爾強震後，民眾不顧自身物產損失，紛紛投入協助搶救文化遺址構件。攝影：林倩如。
文化遺產主流化 整合力量最大化
第四、五點為策略辦法，前者介紹降低遺址災害脆弱度的環節，須整合不同領域：災前（風險評估、防災）、災時（應災）、災後（損害評估、復原等），不管處在哪個任務階段，都要不斷進行監控、溝通，思考韌性、永續等議題，不能限縮於文化，若不含括其他安全、住宅、經濟、衛生、教育、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等多層次面向，就無法生成力量，力量越大才能管控風險，文化是串連不同領域的媒介，通往遺址主流化之推廣。
他表示，2010年UNESCO調查分析60個世遺，竟然只有六個有遵守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防災要求，高達67%無法實施風險管理，一棒敲響即刻救援之警鐘。文資的脆弱性日益升高，卻少有計畫確實因應，加上利害關係者與公眾的低度自覺、資源不足，全球倡議搭配地方實踐迫在眉睫，國際組織UNESCO、ICOMOS、ICORP、ICCROM（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UNISDR（聯合國降低災害風險辦事處）已推動多個方案、研擬多部指導手冊，2006年「古蹟防災研究學術平台」（UNESCO Chair program 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Risk Management）培訓計畫、2010年出版《世界遺產管理災害風險》均為開拓性里程碑施為，令人欣慰的是，去年通過《2015~2030仙台減災綱領》，承接《兵庫減災綱領》，列舉今後15年全球具體七大減災目標與四大優先推動事項，終於明文規定文化跟風險管理之間的指導方針。
會上，文化部文資局綜合規劃組組長許有仁表示，921後大家開始注意古蹟防災課題，包括消防署2009年訂定《古蹟及歷史建築消防救災處理原則》、文化部2010年訂立《古蹟防災指針》，《文資法》2005年較大幅度修法納入緊急應變等相關規範，坦言迄今法令和執行面的落差不小。台南雖位居古蹟之冠，但歷經206震災，中央乃至地方仍欠缺搶救文資SOP作業守則，當加緊腳步完成方法制定，古蹟修復再利用亦須延伸重建精神。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兼文化資產保存中心主任閻亞寧說明，十年前台灣談防災，文化性尚遠遠排不上，今天多少有些進步；不過，文化資產的減災應災、作為防災重建整合平台等發展進程，路途還十分漫長。
災前、災時、災後三個環節降低遺址災害脆弱度之循環系統。。攝影：林倩如。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兼文化資產保存中心主任閻亞寧發言。攝影：林倩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