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提綱
農業之永續利用與經營，是一項十分重要且所涵蓋包羅之領域層面極廣的議題。關於台灣農業之永續利用經營，國內產政學研界，早已有許多高見論述與實施。現今所謂之永續農業，已不再僅只限於傳統的有機農業、土壤管理、生物防治等片面單元；而更是要全面兼顧生產、生活、生態與生命多層面之整體平衡。聯合國之糧農組織(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CBD,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近年來更整合推動農業生物多樣性觀念(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Agriculture biodiversity encompasses the variety of animals, plants and microorganism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sustain key function s of agro-ecosystem, its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for, and in support of,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seceurity.)。因為涵蓋領域層次更完整，且兼顧農業生態環境功能角色，農業生物多樣性觀念及用詞，已有逐漸取代永續農業的趨勢。由於本次系列論壇之中心主軸為生物多樣性概念；因此，本單元所列之討論提綱也僅以生物多樣性公約精神中之生物資源與生物安全為主要藍本，盼能拋磚引玉集思廣益以闡述與落實生物多樣性與永續農業之互存互惠之願景。
討論提綱一、 生技農業與生物安全對生物多樣性與永續農業之影響 隨著科技的進步，利用以分子生物為基礎所發展出之各種現代生物技術，已廣泛用於農業生產及品系改良之上。目前全球主要農糧作物，多已有所謂轉殖基因品種（泛稱為GMOs, 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s）。在北美洲國家之強力推動與品種競爭之商業優勢下，轉殖基因作物之栽培面積，已由1987年僅5種進行小規模田間試驗，擴展到1996年全球之430萬公頃，再迅速增加到1999年全球約一億公頃(美加8,100萬，阿根廷1,600萬，中國100萬，澳洲100萬公頃)。商業栽種基因轉殖作物國家，也從1992的1國(中國，但規模不大)，到1996年6個國家，1998年9個國家，1999年底時的12個國家。其中所佔美國栽種面積比例(1999年)，轉殖基因玉米37%、黃豆47%、棉花48%、菜油籽35%。國際間現已警覺其嚴重性，因此包括WTO, FAO, APEC, UNEP, UNIDO, ICGEB, OECD, CBD等重要國際組織，已著手規劃研擬規範機制。其等目的與理由，並非僅單純就其產品安全性考量，其中並包含政治、經濟、貿易、環境與競爭等等複雜因素。
隨著今年初國際間生物安全議定書之通過，基因轉殖物種日後之發展，勢必越受更多之規範。但由於其在許多方面之顯著優點，因此其發展也將愈加迅速。
贊成基因轉殖產品者，認為GMOs的推廣可大幅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增加單位產量。因此，將可顯著減少全球新的農地開發，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依存關鍵之棲地不被繼續破壞。基因轉殖品種的栽培，也可顯著減少化學肥料、殺蟲殺草劑的使用，從而改善生物多樣性依存的環境生態。另外，由於營養價值的提昇與產量的增加，更可使全體人民受益並附帶提升國家生物科技與經貿之競爭力等等。因此贊成者多認為，生物技術是農業多樣性與永續農業發展成功的關鍵手段。美國、加拿大、中國等，為此類國家之代表。北美國家對GMOs發展的正面態度，早為一般所知。
中國大陸則不但是全球最早商業栽種GMOs的國家，且仍堅持繼續積極發展GMOs。目前中國已有超過百萬公頃面積以上之GMOs作物種植，日後甚或可能成為GMOs輸出國。北京官方估計，至2030年時，中國人口將增加到16億，糧食供應需增加目前的60%以上，因此中國自認無法像歐洲國家般在衣食無慮後有揮霍的空間去質疑GMOs的安全性。在兩害相權下，至少目前中國的政策選擇接受GMOs。Monsanto公司的抗蟲GM棉花於1997引進大陸，不到兩年時間即佔中國河北省超過90%以上之栽種面積；其原因除抗蟲GM棉花可有效減少蟲害造成之收成損失外，中國目前亦無法提供有效足夠的裝備，供棉農使用於栽種傳統棉花時每年需噴灑10-12次劇毒農藥時的保護裝備。大陸官方(中科院)近期也公開表示，將於2005到2010年間，推廣各種GMOs至全國50%以上之栽培面積。
反對基因轉殖產品者，認為其等產品極端不自然且會對人類健康、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性，帶來無可挽救之浩劫。在缺乏長期田間試驗與人體實驗前，貿然大規模釋出GMOs產品是危險且不負責的。一些小規模且零星的單一試驗，顯示GMOs與其衍生產品，可能會對生物多樣性（如帝王蝶）與人類健康（如免疫系統）造成傷害。目前市面上之GMOs多為以生產性狀如抗病蟲害、抗殺草劑、耐寒熱等為改良目標，大多僅需轉殖單一或少數基因即可達成，多數不致影響整體代謝。但是，研發中之第二代GMOs則朝向品質改善發展，如改變細胞組成份以企圖增加營養與保健機能等。品質改變之基因轉殖操作，往往需要涉及許多基因群的改變，也必會影響細胞整體代謝平衡。因此，反對者對第二代GMOs更是憂心匆匆。目前國際間反對陣營，以歐洲國家、日本及環保團體為主，但其間亦有方向上之不一致。環保團體幾乎無條件反對所有GMOs及其相關之研發，但歐日國家立場則較為矛盾。歐日等國一方面以要求標示或全球凍結五年之呼籲等方式設限GMOs之進口與製造，一方面卻也積極投入研發。如最近一些所謂富含Vit A的黃金米與GM水稻，是由瑞士等歐洲國家所開發的；日本則在傳統發酵與釀造用之GMO微生物，有長足之領先。近日，英國為保持其在生命複製領域之科技領先地位，更即將率先全球開放風險與爭議較GMOs更高之人類胚胎複製的研究。
因此，生物技術與生物技術所衍生之新型農業生產體系，對農業生物多樣性與永續農業之發展，是一項需兼顧生態環境、科技發展、與經貿民生平衡之複雜選擇。台灣未來對生物技術在農業體系發展之選擇方向與平衡機制，將是本節討論之主題。
討論提綱二、 生物資源與永續農業
自有人類以來，生物資源與人類的關係即密不可分。舉凡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到工商業、醫藥、能源供應等所需的原料，均需生物資源直接或間接的供給。包括農林漁牧的廣義農業，更是直接倚賴生物資源以供養人類得以永續發展。但是，隨著科技文明與農業經營技術之進步，目前全球農業所倚賴的生物資源品種，已集約到令人擔心的地步。例如估計存於地球上約有38萬種不同種類植物，但是目前全球有超過90%的植物性糧食，僅靠約20種植物供應；而其中的玉米、稻米、小麥更提供了全人類50%以上的熱量。
明星作物在產量與品質提昇上的日益精緻，使人類忽略保存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加以大量原本並不適宜栽種這類明星作物的生物棲地，被挾著威力驚人的化學農藥與肥料強勢地破壞開墾。由於忽略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價值與棲地的大量遭破壞，近二十年來全球已喪失了約九成以上的野生小麥與稻米品系。我們知道，今日糧食生產勉強尚能供應全人類所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二十世紀中期成功的綠色革命。當時綠色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礎，在於仍有許多重要糧農作物近緣野生種，提供了增產及抗病蟲害等重要遺傳性狀。
由於全球極度集約地栽種少數明星農糧品種，加以可提供緩衝的野生近緣品系基因庫的大量快速消失。科學家們開始擔心一旦地球遭遇重大環境變革或病蟲害侵襲時，全球人類將立即面臨嚴重之糧食危機。加以今日主要糧食生產國所處在之溫帶地區，並非地球上最佳之作物生產區，也非這些明星作物之原產區。事實上，估計全球約25萬種維管束植物中，大約有70%分布於亞馬遜雨林區內。因此，目前全球主要國家都開始重新重視生物多樣性，不論基於現實利益或長遠保育之觀點。新型糧食作物品種之開發，適地適種以減少人為手段或化學製劑干涉，將是二十一世紀農業的重要趨勢之一，也是落實農業永續經營的重要方向。
本節討論重點即為如何在可負擔之經濟成本下，開發台灣生物資源做為農業永續經營之依據，並藉以因應對抗全球貿易自由化後，台灣農業之永續生存。初期的生物多樣性資源開發成本，遠較種植現有商業品系為高。因此，如何設立有效誘因機制，也將是成功之關鍵。
討論提綱三、 農糧用植物遺傳資源國家方案
在上節生物資源開發的許多種可行方法中，農糧用植物遺傳資源(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PGRFA)國家架構建立與行動方案之推動，可能是主要工作之一。綠色革命後，近代農業生產體系的演變主要包括70年代早期之農村整體建設(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IRD)，著重於物種域外(ex situ)應用之配套，包括種子供應、肥料、農藥、灌溉、機械、農村與生產金融、及推廣等建設支援。八Ｏ年代中，漸有永續農業及農村發展(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SARD)之觀念形成。
1983年Commission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CPGR)成立為一重要里程碑，並引導90年代重視域內(in situ/on farm)之兼顧生態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CPGR於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後，更名為Commission for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CGRFA)，強調所有自然資源包括農林漁牧及微生物，對確保永續農業及糧食供應之重要性。近來，許多國際組織尤以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生物多性公約組織(CBD)、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等為主，大力推動並協助全球各國建立農糧用植物遺傳資源行動方案架構，並認為是各國家發展永續農業，並可兼顧經濟發展與生態及生物多樣性平衡之最重要策略之一。至1998年時，全球已有百餘國家建立農糧用植物遺傳資源或類似之國家計畫(FAO1998:197)。
由CGIAR(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Research)資助的國際植物遺傳資源中心(International Plant Gentic Resources Institute, IPGRI)於1999年的研究報告指出（補充資料三）：有效的規劃與協商，是成功的關鍵。由於成功的永續農業與農糧用植物遺傳資源架構，在任何一個國家都牽涉許多領域、部門及單位，對立與衝突勢在所難免。因此，所有關係者的全面參與(stakeholder involvement)，及行政部門間的水平溝通與決策者、研究單位及田間工作者的垂直溝通協調，是架構規劃不可或缺的機制。報告中亦指出成功的國家計畫要素包括規劃程序的全體參與、政策制定的協商機制、委員會的周全代表性，與國家聯絡點（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經驗顯示十到十五年的較小金額但穩定長期的建設，其收效遠大於三年期大規模金額的急功近利來之有效。國家農糧用植物遺傳資源架構，在全球各國有不同組織規劃(FAO 1998:200)。主要分為中央單一部門統一集中管理(centralized national program)，與多部門包括學術單位與非政府組織水平分整合工架構(sectoral national program)。至1996年底時，有包括荷蘭、印度等35國採行前者，法國、南非等21國採行後者模式(FAO 1998:201)。部份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等，則僅設有臨時任務編組之委員會，但卻仍可運作良好(FAO 1998, 204)。國家農糧用植物遺傳資源架構之人力配置則視農業在當國的重要性而有相當大之差異，如愛爾蘭僅配置一人，中國大陸則包含超過400個研究單位與2,000餘科學家(FAO 1998:200)。
台灣長年來已有相當規模之種源蒐集與遺傳資源保存工作。在整體農糧用植物遺傳資源架構之強化，擴大蒐集研究目標，資料規格之國際統一化，與資訊交換機制等方面，是否有進一步改善之空間，是本節討論之重點。
討論提綱四、 永續農法
現代化的農業操作與經營方法，雖然大幅提高產量與品質，但大多為環境不友善之操作。本節討論重點即為如何在可負擔之經濟成本下，開發永續農法應用於本土農業操作經營。現階段國內一般所稱之所謂永續農法包括有機農業、施肥灌溉管理、輪作與綠覆、生物防治、有益與共榮植物的開發、休耕制度與土壤管理、農業廢棄物生質轉換等。目的多在維持及增進農田地力，循環利用資源，加強環境生態保護等，並多已有相當成效。
如同前面幾個討論題目所言，新世紀以農業生物多樣性為本之永續農業，將著重於多層面整體整合之解決方案，而不僅限於單元操作技術。例如聯合國糧農組織所推薦的IPM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制度，利用多層方法控制蟲害並減少化學藥劑之使用，而不企求短期內完全以單一操作單元如生物防治取代。IPM再配合農漁共養制度，在越南及部份大陸地區，已有相當成效。越南是一個種植稻米歷史長久之國家，其二作灌溉水田系統之年產量，已超越全球平均單位生產量的三倍。FAO與當地政府在越南超過1,300個農村推行的IPM制度，並配合休耕期於稻作水田中養殖魚類，可使農民平均收益增加20-25%。
另外，微生物與土壤微生態對農業多樣性及永續經營之重要性，近來也越受重視。土壤中主要由微生物群主導的複雜微生態相會顯著影響植物的生長良瓢。不同的微生物群可藉由分泌拮抗物質殺滅或干擾植物病蟲、分泌多種酵素分解巨分子生質以幫助植物獲取養分、分泌特定激素促進植物生長、族群相間生長競爭而調整土壤微環境組成、吸附固定及轉換植物生長必需之微量及主要元素、或以特殊方式與宿主共生等。因此，先進國家近年來積極投入農業用地中微生物調查與微生物遺傳資源開發。世界銀行在亞洲、非洲幾個開發中國家所資助的田間試驗顯示，良好的土壤中微生物管理整體方案，將可使得化學肥料與農藥的使用，達到最少，並從而大幅減少農業生產體系對環境傷害之衝擊。
本節中之討論重點在於如何開發及全體層面之整體整合適合於台灣本土之永續農法，以因應兼顧生產、生活與生態的新世紀農業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