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常被視為台灣山林地景當中的「組成成分」，近年來山林治理的規劃也逐步納入部落或社區參與中。但當參與的SOP逐漸清楚，卻浮現另外一個問題：同樣做法是否適合套用到每個部落？
11月30 日，在「人類世下的地理學研究」系列講座上，台大地理系助理教授洪廣冀援引保羅・羅賓斯（Paul Robbins）提出的政治生態學想法，指出此種將群體視為整體，並強加上西方的、普世性的概念並不合適。
洪廣冀解釋，在「人類世」威脅下，常著急地採取一致性、可不斷複製的方式，來解決環境問題。但「人類與人類之間」的差異，卻經常在過程中遭忽視。
以環保與土地利用衝突為例，有人提出以部落為基礎、求助傳統智慧，找出可能的管理機制。但在引入原民文化的過程中，卻常伴隨「純真」、「原始」、「不受污染」的想像，將「原住民及其文化」視為一個一致的整體。欲以此為媒介，藉著復興傳統文化達成保護環境的目的。
環保歷史進程：從私有、國有到共有
但這樣的想像符合事實嗎？洪廣冀回溯脈絡，指出早期環保論述，有保育（Conservation）與保存（Preservation）兩個不同派別。保育派的代表人平秋特（Gifford Pinchot）認為，人不可能不碰觸、使用自然，因此主張以「永續生產」為目標來管理自然資源，並以自然資源國有化為手段，對抗當時美國國內被私人企業瓜分、過度開採的自然資源。另一方面，約翰・謬爾（John Muir）則認為，自然不應被單純地看待為「資源」來使用，荒野的存在更有助於人類提升靈性，因此需保存無人在其中、純粹的自然地景。
洪廣冀表示，這兩種環保論述，各自成就了帶著科學進入自然、有效地使用資源，與成立國家公園、保存無人的荒野、並隱遁至純粹的自然中兩種行動。雖然這兩種做法看似有著極大的差異，卻存在一個共同特徵：國家在其中必定是重要角色。
對比於此，歐玲（Elinor Ostrom）提出了「第三條路」：應該讓在地社區來進行自然資源的經營。她分析在相對小型、封閉的社群裡，雖然經營模式看似沒有科學基礎，卻也因為內部約束力、共同規範與共同利益等條件，能夠與自然環境達到有別於私有化或公有化的永續平衡狀態。而這樣的理論近年來被大量套用至環保操作上，希望能透過社區內部力量、彰顯傳統而達成保育的目標。
接受既有歧異 重視文化主動性
從由私人經營、到國家統治，發展至今以社區為單位進行治理。過往曾盛行的每個模式，都仍存有瑕疵與不適用狀況。
洪廣冀分享自己分析司馬庫斯發展生態旅遊的經驗，表示真正重要的要素「並不是任何傳統的引介、或是再發明......而是在漫長過程中，沒有放棄和其他人溝通的慾望。」
他說，雖然承認傳統文化的作用，但真實上演的生活，像是家戶與部落關係的改變、即使彼此有心結，仍然不拒絕溝通、部落女性加入，緩和原本劍拔弩張的氣氛等，才是後來能夠找到共同經營這個方法更關鍵的因素。
因此，比起尋找「蘊含有生態智慧」想像的傳統文化，來作為管理自然資源的工具，洪廣冀認為，應了解文化的「主動性」，因為文化不只能提供團體內的約束力，也是實行保育的過程中各方對話的重要動力。
例如，在面對環境問題及社區衝突時，常描繪邪惡的國家政府或財團，對比於相對尺度小且純真的原始部落想像。但這樣的二元對立未必存在，通用解方也未必能行，應接受既有的歧異度，針對個案Case by Case地解決。
演講與談人台大地理系教授蔡博文也回應，目前在進行劃定原住民傳統領域時，也經常想像原住民傳統領域是部落與部落間的疆界，試著運用科技，將傳統文化套用到科學統治方式中，卻忽視了傳統領域概念背後的社會經歷與記憶、不同部族文化的認知差異、以及隨著文化改變而產生的變動。
面對保育現況，洪廣冀建議，我們應放棄對普世性通用的架構的期待，正視故事複雜性，並如成功使部落改變的人們一樣，不放棄溝通，才能「談」出改變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