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熱正午，部落朋友Apyang開來他們家的吉普車載著我們上山，沿著亂石累累、幾乎被土砂掩沒的支亞干溪[1]河床向上游挺進，這條只用怪手推平的採礦便道被颱風吹斷後，前幾個月才又打通。他握著方向盤的手包著繃帶，我問怎麼了，他說前幾天跟長輩騎著野狼上去台灣鑛資的新礦場預定地現勘跌倒，不小心被刀子劃傷。「那裡好陡！下次要換開四輪傳動的才上得去！」他叼著煙，帶點情緒的說。
半個小時前，我們才剛參加完這台灣鑛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辦的環評前部落說明會，會場上炮聲隆隆，即使是非假日，現場還是來了30多位部落族人。一位Baki[2]操著不太流利的中文激動的罵著：「這裏已經採礦半世紀了，留下了什麼！你沒看到溪裡都是石頭嗎？那是現在雨沒下，沖下來我們要怎麼跑？」面對居民的質問，業者如跳針般回答做過評估，土石淤積跟採礦沒有正面關聯，是啊，無法確定的因果關係，如同各地礦場環評如出一徹的結論。但科學秤不出部落居民的不安全感，田被沖走、上游一直在崩塌，河床比以前墊高了十米，那是肉眼看得到的證據（圖一）。這裏是Truku（太魯閣族）的支亞干部落，花蓮和平地區之南最密集的礦權聚集地。
土地上的淪亡者
站在橫越支亞干溪的豐平橋上向西望去，遠方安來山的崩塌面從山頂直瀉溪底，背後更高的清昌山，當地人稱作Krumuhan，意指打戰的地方，130多年前Truku和Tkdaya[3]於此相鬥，獲勝的Truku人贏得了獵場。1918年太魯閣戰役之後，日本人為獲取山林資源，利用集團移住政策將盤踞山區的各個Truku部落遷往淺山或平地，形成現在的支亞干部落。在Truku的觀念中，領域就是獵場，古戰場標記著代代相承的歷史記憶，但如今的清昌山一帶，是某間礦業公司包下的特許事業（圖二）。
特許事業幾乎代表著整個東部的開發史。1899年財閥賀田組首獲臺灣總督府的特許狀，開始於花蓮伐腦、種植甘蔗菸草、設置移民村，配合其需要，政府發動戰爭從原住民手中取得土地控制權，重新分配到殖民經濟的每根血管末梢。1920年，支亞干溪上游的大安山發現大片檜木美林，臺東拓殖合資會社繼承賀田組，成為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官營林場之外第一個民營伐木區，當時的運材軌道穿越支亞干，在部落中央留下長達2.5公里的痕跡。後來，中華民國來了，繼續伐木、帶來礦場，統治者雖然變了，但對支亞干的人來說情況沒什麼改變，同樣是土地上的淪亡者，同樣沒有權利掌握自己土地的未來。
1984年，當年伐木區大安山一帶發生大規模崩塌，1000萬立方公尺的土方塞住了隘口成為堰塞湖（圖三），接下來的十年間讓位於下游沖積扇的部落陸續發生了五次災情。部落的人怕了，於是將害怕的情緒集聚成一股儼然的憤怒，指向山雨欲來的新礦場。礦方代表堅稱河川淤積與採礦無關的說法並沒有成功安撫居民，因為部落在意的是，為什麼拿走了木頭，還要破壞土地？為什麼限制原住民打獵採集，財團挖山開路就可以？為什麼規則總是國家和學者在決定？又為什麼，殖民剝削、文化流失、環境傷害、生存弱勢等種種無法理清的歷史爛帳總是由他們來承受？
與「後八不政策」時代的正面對決
我們一路顛顛簸簸的往上開，Apyang熟練地一邊閃過坑洞，一邊介紹地名，Yayung Bxilan Watan、Yayung Qling 、Yayung Mumuk[4]….一個個另一個語言述說的世界迎面而來，這些是他們幾個返鄉青年透過部落立體地圖的製作，從老人家、獵人的記憶與生活中慢慢問出來的。對他們來說，地圖是和老人家說話的媒介，透過這些故事，他們重新理解與連結自己生長的地方，並且在這個二十多個家族混合而成的移居部落中建構新的認同。然而部落地圖所包含的傳統領域內，卻幾乎被礦權佔滿。（圖四）
為了爭回權利，從去年十月開始他們連續招開兩次部落會議，每次都超過百人參加，結論一面倒的否決傳統領域內礦場的繼續存在，這似乎是近年來面對採礦議題最堅定的直接在地力量。但同時他們要正面對決的，是縣長傅崑萁成功將礦石稅上調7倍後，於今年四月正式鬆綁的「後八不政策」時代[5] - 一切都很「巧合」的，才剛宣布解禁，新礦場的說明會馬上就來到。當花蓮的財政政策與礦場的利益再度成為同一戰線時，這景象幾乎就像是百年前台灣總督府與賀田組的歷史再現。
回程時，望著四周由大理石所組成的高聳山頭，我心裡想著，礦業法說凡是中華民國領域內之礦均屬國有，這個「國」，似乎指的是一種抽象、至高無上的集體公共利益，為其人民所共同持有。但這個「國」對於原居於東部土地上的人們帶來的只有苦難與流亡，無論從海岸、平原還是山上，「國有」幾乎變成了所有環境抗爭的源頭。「國」到底是什麼？殖民真的遠去了嗎？對支亞干的人來說，還在掙扎中回答這個問題。
【註解】
※ 本文轉載自 地球公民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