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專欄,承接上篇)
匈牙利的執著與渴望——上山下海的影展大使
影展大使是建立正面想像的好方法,匈牙利格德勒生態影展有兩位非常特殊的來賓——「單車冒險王」與「獨木舟冒險王」,他們的專長與職業與電影無關,但他們選擇走上冒險的原因,皆是重回自然的渴望。
「哇!如果我女朋友在這邊的話,她一定會非常想認識你,我們很喜歡亞洲!」高大的巴拉茲在影展空檔一個箭步衝向我,眼睛裡盡是想念亞洲朋友的投射。
巴拉茲與安妮寇在2015年的春天,帶著簡單行囊與帳篷,騎著單車從匈牙利一路南下伊朗、再繼續往東跨越新疆、穿越中國、鑽進寮國、路過柬埔寨與泰國、最終到達新加坡聖淘沙島,整整一年,完成一場1萬3000公里的壯舉。
「走過的路(Magunk útján)」是他們官方網站的名字,代表這一路上所發生的冒險軌跡。
「現代社會的步調太快,我們想家、想念大自然,渴望一種緩慢的寧靜生活。」像是典型的都會故事,各自從鄉鎮來到布達佩斯打拼的兩個人,決定攜手一生,喜愛小孩的他們,卻沒有信心能教導下一代面對世界的勇氣,反覆思考後,他們決定先放下一切,選擇最低量「環境足跡(Environmental Footprint)」的單車做為工具,在還沒有小孩前,試著走出自己的路!
「匈牙利人是喜歡戶外運動的,但是像我們這樣單車長征的並不多,當時的決定很需要勇氣,我們互相調適,慢慢來,彼此給對方很多的力量!」除了身體力行的旅程外,「生態意識(eco-conscious)」更是他們亟欲推廣的,像是選擇單車或是大眾運輸的旅行、購買在地產品、減少能源消耗、與善用二手物品。
幫巴拉茲拍照前,他正在影展草地上吃自己做的便當。
「等一下就要騎單車回家了,大概四五個小時,慢慢騎,因為週一還要上班呢!」對重回都會的巴拉茲而言,單車是一場不會結束的冒險。
相對陽光單車大男孩,另一位「獨木舟冒險王」諾貝亞當就內斂許多,畢竟是能耐著寂寞與不安全感的「划行者」,很難相信眼前的他,居然跟夥伴僅使用兩只單槳,從西班牙加納利群島一路划向加勒比海旁的安提瓜小島,從南歐到中美,6500公里,64天橫越大西洋的世界紀錄保持者。
諾貝亞當在2017年出版《全心全意》(Teljes Szívvel),記下心路歷程,鼓勵想冒險但缺乏信心的民眾,和推廣這座自製的雙人獨木舟。
「我舉辦講座,我分享我的堅持,鼓勵別人,這就是我目前在忙的事情。」諾貝亞當跟我聊天時非常低調,沒有大肆介紹他的豐功偉業,而是轉往心靈開發的層面。成為一個冒險家其實是結果論的,若沒有完成旅程,冒險便不存在。
自2011年起,諾貝亞當和夥伴勒文特成立FB粉絲團「好遠好遠(FarFarAway)」,許下用獨木舟橫越大西洋的心願,他們募資、出發、失敗、不被企業信任、不被媒體寵愛、重新再出發、用新的方式籌資、繼續嘗試冒險,多年過去,直到2016年才成功。
「你必須要相信自己,接下來的每一天就努力完成便是了!」與夥伴一天12小時不間斷的划行,置身在一艘僅有6.5公尺長、80公分寬、1.5公尺高的獨木舟裡,或置身在遙遙汪洋的大西洋之中,抵抗太陽、鹽分、傷口,無法預期的海況,比起規律的大都市更令他心神嚮往。
諾貝亞當與巴拉茲這些年輕的冒險家們,在格德勒影展展現不說自明的匈牙利生命力,但同時也透露了首都布達佩斯無以名狀的都會壓力。
匈牙利的熱情與雄心——總統級招待串起國際人脈
「嗨你好,如果你願意的話,歡迎來跟我們一起享用早餐。」德國電影配樂家胡地嘉.格萊斯伯(Rüdiger Gleisberg),也同是本屆格德勒影展的評審,在飯店的餐廳裡,很大方地走過來邀請我,那時的我剛拿好麵包和火腿,正在尷尬到底要自己一個人坐在角落,還是要加入陌生人的行列。
喜愛大自然,和妻小住在德國森林裡的胡地嘉,不常旅行,對世界的想像在他手中的書裡,與在林間漫步時的體會。我們一邊吃早餐,一邊從他當本次影展評審的心得談起,漸漸聊到他對音樂創作方式、他的家庭觀、和他對佛教信仰中的「因果循環(karma)」的濃厚興趣。
那是一場非常短暫卻非常深層的晨間談話,個性溫和沈穩的胡地嘉,低調的準備了一小袋的CD作品跟名片,送給在影展裡投緣的朋友。
漸漸的,匈牙利導演佐達,與德國導演克勞斯,也睡眼惺忪的拿著咖啡坐到我們旁邊,大家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說著今天想看誰的電影、想聽什麼論壇、與互相提醒不要忘記入圍導演見面會的時間。
格德勒影展為了吸引入圍導演們共襄盛舉,不僅支付來回機票,招待入住當地歷史悠久的老飯店,並全程包辦匈牙利美食,好客之道不僅贏得面子,更是聰明的外交策略,因為當大家總是在同樣的地方用餐時,便是國際交流的開始,一日三餐,三日便有九餐,總能遇到志同道合的夥伴。
由大型白色帳篷所搭建起來的公共空間,是格德勒影展的營本部,位在中央樞紐位置,無論是去放映廳看電影,或是去參觀攤位都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所有與會影人都會在此參加業界座談、用餐、休息、和激發未來合作商機。
匈牙利格德勒影展的不做作直率作風,在入圍導演見面會時完全展現。
通常在介紹嘉賓的影展會議上,無論哪一國,總是有話說也說不完的大官在輪番致詞,但真正入圍的嘉賓與真正忙碌的幕後人員,往往都以不到三秒的方式,被蜻蜓點水帶過,和通常大家都還沒找到說的是誰,就已經換到下一位了。
但格德勒影展的入圍導演見面會,則完全沒有這樣!
影展主辦人托馬斯與即席英文翻譯,兩個非常幽默的在台上一搭一唱,逐一點名本次與會的來賓,然後下一秒,便把時間交給那位導演,請他自己跟所有人自我介紹。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因為看到一個人,和聽到一個人正在說話,是完全不一樣的認識,像是釋放了某種發聲權,在影展中實踐紀錄片的價值。
本次出席的入圍導演來自世界各地,除了地主國匈牙利之外,還有來自俄國、德國、日本、美國的導演們。當我正忙著拍照,又忙著記筆記了解來者何人的同時,突然聽到了自己的名字,一抬頭發現所有人都在看著我,只好硬著頭皮介紹自己,和說明自己歐洲生態影展採訪的計畫,歡迎大家來找我聊天,很想知道大家的故事。
拜主持人托瑪斯的神來一筆,幫我打開了語言和國籍的隔閡,匈牙利格德勒影展是我與最多人聊天、和交到很多好朋友的影展。
記得在那幾天在影展裡,大家幾乎都是進行著以下的對話:
「請問你的電影是什麼時候放映?」「你電影裡面那一段我很喜歡。」「你昨天說的那個新劇本是什麼?再多跟我講一點?」「我上次投的那個影展也不錯,你可以試試看!」「我好餓,看電影看到現在,美食吧還有食物嗎?」「這個匈牙利燉牛肉很好吃,快點再去拿一盤!」「欸!還有啤酒嗎?」「影展結束後你要去布達佩斯逛逛嗎?」
僅舉辦第三屆的格德勒影展雖然所費不貲,但每一項投資都在刀口上,沒有鋪張浪費的排場,也沒有隨即丟棄的印刷紀念品物,它成功的行銷了匈牙利文化,也成功的串起國際人脈。
較令人驚訝的發現是,在影展的某日午後,格德勒影展突然警備森嚴,並且出現大量記者,原來是匈牙利總統阿戴爾・亞諾什(János Áder)親臨業界論壇的現場,不過總統只有站在營本部的帳篷旁喝喝啤酒,並和影展內部人員說話,並沒有公開上台發表與致詞,要不是我的匈牙利朋友伊娃提醒我:「總統來了,趕快出來看!」,我應該還繼續帶著翻譯耳機在業界論壇裡聽分享,而錯過這個低調而快閃的視察事件。
當知道匈牙利總統何許人也之後,再次翻開影展手冊,才驚見格德勒影展的影展總召集人便是總統本人,跟朋友伊娃吐吐舌頭說:「天啊我真失禮,我之前還一直想訪問這個人,影展內部人員都沒有正面拒絕我,原來他是你們的總統。」身為作家與在大學教國際關係的伊娃,毫無所謂的回道:「有什麼好失禮,我也不知道你們的總統是誰啊?他們有好好做事才是重點吧!你趕快去問他要怎麼處理多瑙河的污染,快點!」。
在眾人包圍之下,我無緣採訪到匈牙利總統,但第一次在生態影展看到該國總統,不僅是我,連其他各國導演都覺得很驚訝!匈牙利將影展化為國際外交手段,以小國之姿力拼國際市場的策略雄心,是格德勒生態影展的潛在價值。
匈牙利的歌聲與雙數聯想——唱首影展主題曲給你聽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影展是這麼愛唱歌的,甚至舉辦了音樂比賽:自然果醬音樂大賽(Jam for Nature),分成個人組與團體組,邀請樂團音樂人擔任評審。
自然果醬音樂大賽在影展期間輪番上台,並在影展結束前頒發最佳樂團、最佳個人、最佳歌詞、最佳演奏等個別獎項。對於參賽者而言,這是場慎重且專業的競賽,得獎後影展單位會同步宣傳,是很好的業界露出機會;對觀眾而言,待在暗室看電影久了,到陽光正好的青草地上欣賞音樂,喝喝啤酒、吃吃點心,再愜意也不過。
除此之外,格德勒影展關於音樂的最高潮,莫過於最後一晚的團體大合唱。
在影展的頒獎典禮過後,所有人來到戶外大草坪參加最後的晚會,一組又一組的小朋友湧上表演舞台、演奏家坐定、指揮家站定、影展的拍攝團隊也釋放了空拍攝影機,不可思議的愛國情懷突然包圍整個小鎮,專屬於格德勒影展的主題曲,在小朋友高昂的歌聲中達到最高點。
匈牙利人高大的外型,直來直往的個性,決定目標便使命必達的決心,是我在拜訪格德勒影展的個人心得,此外,一直出現的「雙數巧合」,也讓我重新思考什麼是歐洲,與什麼是國際。
在格德勒影展所舉辦的場地,是當年奧匈帝國成立時,奧地利皇后茜茜公主最喜歡的離宮,茜茜公主不僅造訪當地數次,更在此離宮鑽研匈牙利語與文化,這對當年奧匈帝國是否能和平共處,是其一重要的元素。
但格德勒宮的浪漫情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後,便已消失殆盡,美麗的莊園瞬間沒落,成為戰時臨時醫院與戰後的養老中心,格德勒宮直到近二十年才重建修葺,直到目前只修建主要正廂房與其左右建築體,除了美麗的草坪外,還有絕大部分的宮殿處於荒涼廢墟的狀態。
在歐洲歷史上,當一戰開打後,奧匈帝國所建構的兩廂互惠崩毀,匈牙利回到小國主體,在二戰結束之前,匈牙利陷入了雙重政權的選邊威脅,一邊是德國的納粹政權、一邊是俄國的共產政權,輪番凌虐,每當詢問匈牙利人過往歷史時,大家總露出很慘的表情;每當在跟匈牙利人聊天時,他們總愛用「幸運的是...(fortunately)」與「不幸的是...(unfortunately)」,作為每個議題討論前的開場。
在格德勒生態影展的競賽項目中,也特別分做「國際競賽類」與「喀爾巴阡盆地類」徵件,美其名是鼓勵自己國家的文化,但難道不是重要的市場考量?與兼顧自我與不失去國際的外交策略?
台灣人對歐洲的想像,多半投射在西歐強國的豐碩成果,以我自己的歐洲生態影展採訪計畫為例,我直覺選擇參訪的國家的順序,也是從德、法、義開始,直到我拜訪東歐,才知道整體歐洲政權的複雜與環環相扣,是歐洲?還是歐盟?是使用歐元?還是不使用歐元?這些都是絕對影響影視結構,當然也是影響生態現況的重要因素。
匈牙利格德勒生態影展所展現的生存策略,值得台灣小國深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