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與宗教的聯手是鼓舞人心的持續進步，對付環境事件如虎添翼。
愛德華‧威爾森於《創造的世界》
人類近百年的文明發展主要是依賴科技的進步，其過程是不擇手段地累積人類的財富，不遺餘力地開發自然資源，以消費量為國家富庶的指標。科技除了製造財富及餵養人類外，無可諱言的，還大幅度地改善人類的衛生保健。然而，也拜科學之賜，環境破壞規模之大與速度之急，首創歷史紀錄。全球人口激增 (從百前年約16億到二十世紀終了的60億) 的影響，不但快速枯竭全球之自然資源，而且急劇惡化整體物理與化學環境的品質，令人最擔心的是生命多樣性快速喪失。然而，人類仍然要依賴自然始能生存。因此，要持續保障人類之財富，維繫人類之衛生保健，持續發展文明，則必須考量環境品質與生命多樣性的維續。環境與生命是息息相關的一個整體，其單元是為生態系。換言之，生態系之保育與可永續之利用皆為全人類長遠福祉之所繫。
人類看到的與預測的是可永續之社會 (包括人類之社會與非人類之多樣生命之群聚) 發展將無以為繼。有識之士更是憂心如焚，不斷質疑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消費形態的可永續性，更提出積極與前瞻之建議與對策，從全方位著眼解決迫在眉睫的困境。
人類文明發展到今日，從未有如此緊急要處理的這個世界大議題—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喪失。這個是環境與生命的議題，也是人類物種續存的問題。其解決的根本程序是建立全球人類對環境 (及生態) 倫理的概念與實踐之聯手。要解決這件事不是一個國家、一國之政府、民間團體、家庭、個人所能努力一蹴可成的。這要從人類社會之結構及運作之系統整體著手，也就是從個人消費者、農業生產的初級糧食提供者、工業製造業者、商業之服務者、科學之研究者、知識之教育者，最重要的是國家管理的機器 (例如，法國新任總統薩戈齊在今 (2007) 年十月廿五日宣布，要出資相當於460億新台幣，發展新能源與維持生物多樣性) 等諸方面著手，然後擴展到國與國、大陸洲與大陸洲的國際之間，以及全球尺度去著手。所有人都必須有共同的認識與分工合作的意願與實踐，目標一致的拯救生命與挽回環境。
人類的任何作為是從認知開始，所謂行由心生。許多人說，科技造成的破壞問題應由科技來彌補。此一說完全忽略了「人」之重要性。科技本無罪，只是人類使用科技之不當所致。事實上，要治療這件龎大、複雜的環境百年沈疴與拯救至少上千萬的物種與多樣的生態系，必需要建立思想體系、行動綱要、詳細規畫、強力監督與真正實踐。若無釐清事件之深層內涵，徒生理論與概念之矛盾，政策無所適從，當然實踐不能落實，對於解決現實問題幫助不大，展望亦將落空。
因此，為挽回惡化的環境與停止持續消失的生命，人與環境、生命之間，必須建立嚴謹的倫理論述。這本《環境倫理學入門》便是台灣社會踏出整理出一個條理清晰的環境倫理概要，借重北美洲在這方面的沈思、論述與若干實踐，再反省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在環境倫理的道路上走到什麼地步了，還有多長遠的路程擺在眼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適用於我們的正確、省力、省時及最有成效的方式，走上環境倫理與保育實踐的大道上。
談環境倫理必先談「環境」。環境的範圍可以大到包括能影響地球的外太空，也可以小到土壤內一顆土壤小團粒。雖然不同文化與相異民族之一般環境倫理的理論與概念不至於大不同，但是在倫理實踐上就有天差地別了。我在這裡談的環境是局限於受人類明顯改變的尺度之環境。最大的可以是人造衛星到達之太空，離海平面高7-17公里分布臭氧之大氣平流層，以及最深的海溝 (如深11公里的馬利亞納海溝)。此外，山川、湖泊、土壤、地下水層與海洋皆為深受人類影響的地方，也都是我稱之的各類環境。然而這只是物理與化學環境。這些環境最特異之點為它是地球所有生命之居所，也是人類活動的空間，是生物繁衍與演化出多樣生命的基地。這個大環境的變動影響其內所有生命之活動，而所有生命 (包括人類) 也明顯的影響整個大環境。大環境特質與多樣的生命組成一個會「呼吸的」超級大活體。這個說法，詹姆士‧洛夫洛克的「蓋婭假說」有最適切的說明。廣義的環境是包括其內所有的生命。因此，本書的「環境倫理」包括了「生態倫理」，有時將兩者以「自然倫理」稱之。
環境倫理最簡單之意涵是人在某段時 (時間的規模) 空 (空間的規模) 內對改造環境 (例如空氣、水、土的品質與功能、物種與生態系的多樣性功能) 的行為是否合宜，是否造成短期的衝擊與長期不可逆之影響。重要的是人類面對環境變遷應以什麼態度與行為來規範。人類之所以會傷害自然，有時是無知的 (例如不知環境與人的關係)，更有許多時候是自私與短視的，向自然需索無度與不認為奢侈浪費行為是不合倫理的，也是環境惡化的主因，簡單的說就是對自己的行為與對後世的子孫「不負責任」。
許多破壞環境的行為是始自無知，持續地忽視人類行為已造成明顯的環境破壞。從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大量用煤開始，到本世紀還持續浪費石油資源的行為看來，造成全球暖化的惡果是從無知到已知而不知停止的一段路程，直接或間接造成了環境破壞與引發人類續存的危機。
這是一個從無知開始但到了悔之已晚的例子。五十年前的釣魚人都知道，釣到小魚要放回，只帶走大魚。這樣的垂釣者是當時有環境概念與環境保育的實踐者。然而，現在的科學研究告知，這是大錯特錯的做法。因為魚長得大，必是各種劇烈競爭的優勝者，也可能是具有優良的適應環境與競爭力的基因，卻被人類從族群中拿走，而放回的小魚未必能長大成魚，端視其未來是否能克服環境，在競爭中勝出，獲得交配之機會。所以人類持續捉大魚，放小魚，可能使得該魚群的基因組改變了，整個魚群的平均大小與重量可能下降，適應環境的能力也可能不如前，因此，整個族群逐漸衰弱，競爭力下降的若干時間後，可能成為群聚中的弱小族群，甚至局部滅絕。
另一個因無知犯錯卻有挽回環境希望的例子。大約八十年前，科學家發明了一個化學產品氯氟碳化物 (CFCs)。它是電子工廠老闆最忠實與便宜的奴隸，它是冰箱冷凍設備常用的一種冷媒，也用做噴霧氣，電子零件的最佳洗滌液。在地面工廠內的常溫下十分穩定、無毒性、不可燃、不具腐蝕性，還有價格便宜等優點，是所有工業者眼中毫無瑕疵的好產品。一九七四年，不料卻被大氣科學家指為破壞高空平流層 (離地約10-50公里的大氣層) 內臭氧的殺手。平流層內的臭氧濃度變稀薄，陽光中殺傷生命的強力紫外輻射可直抵地面，增加人類皮膚癌與眼疾等病變的機會。於是國際社會馬上啟動禁止再製造CFCs的機制，一九八七年許多國家簽署了《蒙特婁協議》，禁止生產CFCs，限制已有的舊冷媒之使用年限與回收再利用，並鼓勵發展替代產品。二十年後的二○○七年九月，臭氧層破洞有復原為變小的跡象。所以說，停止破壞有些環境 (例如大氣二氧化碳濃度) 的作為對挽回環境是可為的，別低估有決心的保育力量與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
全球大環境要靠世界所有人來維護，例如全球暖化，酸雨流行，入侵外來種肆虐，生命多樣性喪失，皆需全世界人類動員才可能改善，國際合約來約束，更需國家機器來執行。
至於各地區因有其環境特性，亦有其微環境的特點，環境變遷對生命的影響亦因地區而大不相同，因此，保育措施也應因地制宜。例如台灣地盤深受板塊運動的影響，加上經常性的地震與颱風，造成表土因自然力而有可觀之流失，這是有科學試驗與研究可佐證的。不過人為活動 (尤其是道路網) 增加土石流發生的頻率與強度，危害溪流水棲生物之生存、繁衍與演化。這也指出生態現象與過程往往因當地人為的活動類別與科學知識的多寡有相當的差別。也就是說，當地的環境要當地的科學家去了解，國外的類似環境之研究成果或許可作為重要參考資料，但不能一成不變用來解決台灣的環境問題。也因此，建立「當地」的環境監測系統、紀錄、累積資料與長期研究，進而分析結果，並與其他地區共享資訊，成為了解與處理環境問題的一般程序。
其實，在近年來對環境保育的科學研究有若干進步，但是研究成果僅止於科學社群內討論與傳遞，並未有效地擴散到一般社會大眾心中，如此便造成社會表層的環保活動，而社會基層的民眾之環保呆滯不動，國家機器以近期經濟發展為目標，並不夠重視環保之重要性。
一個難以推動全民保育環境的困難是缺乏環境倫理與不夠明白環境破壞的長遠與深層的影響，以及無法將平日生活的方式與未來人類社會面臨的艱辛串聯起來。許多環保人士在憂憤之下，行動就過度的激進，這反而可能簡化或轉移環境問題的焦點，也可能增加正反兩方合作的困難度。而更有許多人過度樂觀相信科技能解決環境問題，把責任推給科技與期望將來由科技去解決。其實，讓不同看法的環保人士可以對話也是當今社會的一大挑戰。
雖然摧毀環境與滅絕生命的科學證據鑿鑿，但是環境破壞的現象依然故我，絲毫沒有減緩的跡象，問題出在那裡呢?記得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說過：「尊重生命的原則：污染地球的最終責任不是破壞環境的科技，而是污穢的人心製造污染的環境」，這真是一針見血。所以，如何讓尚未遭污染的人心不會污染? 如何洗淨已污染的人心? 或許這也是一個讓環境起死回生的徹底藥帖。
靠什麼力量或方式最可能清淨人心與挽救環境? 科學家說是知識，知識呈現破壞之事實與可能的後果，讓人有所警惕而停止破壞環境。教育家認為無知是破壞環境的最大因素，因此從無知到知曉才是拯救環境的不二法門。然而，這個社會有高比例的知識份子與高中以上程度的國民，但是這些消費者與產業製造者，他們的過度消費習慣，圖方便的不做廢棄物分類與回收，對野生物的倫理態度，都遠離起碼的「環境倫理」標準。我並非提倡知識與教育之無用論，而是事實擺在眼前。我想其中尚有最根本的問題存在，那是從孩童時期便未建立「親近人、尊重人、關懷人」的心，進而內化成具有「親近生命、尊重生命、關懷生命」的倫理。
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威爾森是當代保育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著作等身，台灣出版他的中譯書至少有六本，全是生物學與保育方面的。他眼看全世界環境保育的腳步實在趕不上全球環境破壞的進展，使得物種迅速消失 (到本世紀末，物種可能消失或頻臨滅絕率為百分之五十) ，他進而求助宗教。他在2006年出版的《創造的世界》 (The Creation) 中寫道：「牧師，我們需要你的協助，這個創造的世界—天地萬物—面臨著萬劫不復的地步了。」席茨克牧師 (Rev. Richard Cizik，美國全國福音協會政府事務部的副部長。該協會有3,000萬會員) 同意威爾森的話：「我們『知道』我們之間有不同看法，但是這並非說我們就不能同舟共濟」。儘管基督教會之內對環境問題之意見也相當分岐，席茨克仍然認為：「科學界與宗教界之聯合作戰對付環境變遷是可行的，而威爾森的《創造的世界》一書出版正逢其時。」
今 (2007) 年元月，基督教之福音派領導人與科學界領袖共同聲明，兩方均關注「人類引發對天地萬物之威脅」。這些威脅包括氣候變遷、棲地破壞、環境污染、物種滅絕、人類傳染病蔓延及其他社會大眾之危害。諾貝爾獎得主艾瑞克‧齊偉恩 (Eric Chivian) 也說：「科學家與福音教徒可共同負起道德上的義務，保存珍貴的天賜」。不錯，這是倫理的層次，需要大家的努力。
本叢書的第一輯是介紹長年從事環境倫理學研究的兩位大師—柯倍德與羅斯頓—的思想體系為主，並詮釋李奧波德的「土地論理」真義。第一輯也加上宗教家的看法，值得大家從全書中找出台灣自己的環保理論與實踐。
環境惡化與生態破壞到今日，人類必須正視。從過去五十年來的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我們應進入實踐的行動。要實踐倫理學，必須依靠科學家的知識、宗教家的虔誠、哲學家的思考、非政府組織的協力、政府的決策與支持，當然還要有全民的行動，這些，我仍期待能早日發生與有所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