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伯颱風所造成的悲劇再次警告我們，疾速奔馳前進而毫無拘束的經濟發展終將摧毀我們賴以維生的根基──土地。我們首先譯出《聖母之河文集》書介，並在下期刊出李奧波的〈聖母之河〉全文，希望能為面臨〝開發〞壓力的台灣土地辯護，呼籲國人正視「土地倫理」。
書介：《聖母之河文集》
1991年，美國歷史學者傅蕾德 ( Susan L. Flader ) 及哲學教授柯力考特 ( J. Baird Callicott )，將美國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 ( Aldo Leopold , 1887-1948 ) 生前散見於各種不同雜誌、期刊的論文以及一些沒有發表過的文字，挑選出將近60篇具代表性的作品，收集成一本書出版，書名取為《聖母之河》(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 )。這個書名其實是全書60篇文章中的一篇, 寫作時間為1924年，根據編柯立考特的分析，這是李奧波所有為野地的保育所作辯護文字中最犀利尖銳的一篇，但當李奧波把這篇文章投給 Yale Review 時卻遭退稿 , 直到將近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後(1991年)才有機會與廣大讀者見面。
李奧波被稱為美國的先知﹝an American prophet﹞、野生動物經營管理之父，同時也是全球保育運動的最佳代言人。在一般人心目中，他的名字和《沙郡年紀》( A Sand County Almanac )這本書無法分割，這是一本自然史文學作品中的經典，同時也是保育工作者的聖經。但李奧波同時還寫了其他的書，以及數以百計的專文和論文。《聖母之河文集》收集了李奧波尚未發表過的文章中最好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或已在其他刊物發表過但目前已不容易再找到的作品。
本文集裡最早的一篇〈十一月的遠足〉寫於1904年，當時李奧波還只是一個十七歲的男生；最後一篇〈生態良知〉則完稿於他逝世的前一年（1947）。本書所收集的60篇文章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使我們看到這位傑出人物知識進展的過程，在他一生中如何不斷把新的經驗、資訊和批判反省重新注入一再重複出現的主題。例如：剖視自〈有害動物的問題〉（The Varmint Question, 1915），直到〈受威脅的物種〉（Threatened Species,1936）兩篇文章之間的演變，從前者視野狼與灰熊可以被除滅，到後者明確地呼籲要保護並復育它們，不只讓我們看到李奧波自己思想的拓展與深化，同時也讓我們了解到生態學領域逐漸邁向成熟的發展過程，而李奧波本人則在這領域中佔有一席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
本書的作品展現出李奧波身為行動者（the activist）、倡導者（the advocate）以及革新的專業人士（the innovative professional）是如何掙脫官僚體系、政治與經濟等因素對於保育工作的牽制。這些作品提供給我們一幅清晰的圖畫，讓我們看到李奧波在美國西南部的牧場和森林中，以及他在威斯康新州的農場和沼澤地上實地的工作。但是，它們最重大的意義在於提供給我們得以了解李奧波在觀念上進展的洞見，這些觀念涵蓋了自然美學、環境倫理、野生動物管理以及林業經營、保育經濟學、農業文化和荒野保育等問題。對李奧波而言，生態學從來不只是一門應用科學，專用來作為促使牧場、森林和農場提高生產力的工具而已。生態學其實是一種讓我們去透視並理解自然界的途徑，使得我們開始質疑人類承傳自遠古時代以來對於生存目的和生存手段所持的觀念。
本書將與《沙郡年紀》及《可供狩獵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這兩本李奧波所作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一起成為所有環境史學者、野生動物學者和保育行動者基本的閱讀資料，同時它也會令所有自然史領域的讀者喜愛。編者在書中首先作了一個全盤的介紹，並在每一篇文章前面附加註解，同時還附上一份李奧波所有著作的詳細目錄，可以作為從事保育工作者極佳的指導手冊。
儘管台灣與美國的國情不同，但保育工作者所面臨來自土地開發與經濟成長的壓力卻是一樣的，我們極須要更多人投入譯介這些寶貴經驗的行列，希望有志於參與保育工作而又能翻譯外文的朋友與我們聯繫！
聖母之河
李奧波 (1924年)著 陳慈美 譯
我深深意識到南美洲對我個人的許多好處。
例如：它給了我製造輪胎時所需的橡膠，使我可以奔馳在無數寧靜而優美的路上，帶我到許多鮮有人煙的地方。
它給了我咖啡，以及沖泡咖啡時，營火伴隨著清晨微風在秋天的樹葉間沙沙作響的美好回憶。
它給了我稀有的木材、可口的水果、皮革、藥材、使我花園裡的花朵盛開的硝酸鹽，以及描述奇特的野獸和遠古的人種的書籍。我無意忽略對這些事物所該有的感恩，但除了它們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給了我一條聖母之河。
這條河很早就深印在我腦海中，我幾乎記不得究竟我是在什麼情況下首次聽到它的名字。我記得的只是：在很久以前有位西班牙船長，在安地斯山脈的高地上流浪，寄信回故鄉時提到他發現一條洶湧的河流往沒有任何道路的亞馬遜森林流下，然後就消失了。他給這條河取名為聖母之河。這位西班牙船長沒有再回故鄉，就像那條河一樣，他消失了。但自從那時候開始，有些南美洲的地圖會從安地斯山脈畫一條東向的短而粗的線，代表一條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河流，並稱它為聖母之河。
那條粗短的線從空曠無際的熱帶荒野突然冒出，成為地球上所有未知之地(the Unknown Places )最完美的象徵。而它的名字，彷彿散發著銀色盔甲相擊的叮噹聲和基督教世界凶殘地拓展疆界的聲勢，卻依然帶著令人敬畏的肅穆，以及航行於七大海域的西班牙大帆船破水而過的淙淙聲。因此，這個名字總是成為征服( Conquest ) 的象徵，而這種征服，曾經消滅掉一個又一個的未知之地，直到現在，已經連一個都不剩了。
當我讀到下列消息：米蘭公司已經到最遠的北極海在愛斯基摩人中架設廣播站，聖母峰終於被攀登了，蘇俄也在倫加地區開闢漁港。我知道，地圖上不再出現短線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沒有起源也沒有終點，再也不會有從遙遠的安地斯高地往下奔流入亞馬遜荒野然後消失無蹤的河流了。裝上馬達的船隻將會劈啪作聲穿越那些沒有通道的森林，在豔陽山裡也會聽到蒸氣起重機的嘎嘎聲，此外，在聖母之河上也將會有留聲機和口香糖。
毫無疑問的，「地球經歷億萬年的預備，正是為了要有這些事物，更替不息的漫長歲月持續地開展延伸，也是為了這些事物的出現。」然而，它也刻劃出人類歷史的一個新紀元，一個未知之地的消失成為人類生活中主要事實的紀元。
自從舊石器時代的人開始意識到他自己的獵場只不過是廣大的世界的一部份而已，於是，未知之地似乎成為人類環境裡一個固定的事實，而且它通常也是影響人類生活的主要因素。蘇美人的部落向未知之地邁進，發現了幼發拉底河山谷並建立一個王朝。腓尼基航海者在未知之海冒險，發現了迦太基和康瓦爾，並在其上建立商業活動。漢諾、尤里西斯、艾立克、哥倫布─歷史不過是一連串由探險家進入未知之地的事蹟所組成的。無數個世紀以來，對個人和國家的考驗一直是要看他們「是選擇在原地過艱苦的日子並受到周遭居民的煩擾，或者是選擇繼續冒險進入遙遠的地方並成為適合於當地的人。」
現在，從地理上的觀點來說，未知之地的結束已經迫近了。這個存在於我們環境中的事實，原來好像是與風和夕陽一樣確定不移，但它終於到達消失的邊緣。可是，當這個事實從人類的經驗中消失的同時，難道我們可以期待人類的特質(human character ) 都沒有任何損失嗎？
我想不是的。事實上，每當環境給予人基本的重大影響即將消失時，人類就會有一種發自本能的反應，想要去抗拒這種消失的趨勢，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例如，狩獵運動一直是所有游牧民族生活中一個基本的事實。然而，當這些部落擊敗並攻占農耕地區之後，我們一再地看到，只要他們在某個地方定居下來並受到文明的洗禮且再也不須要靠狩獵維生時，他們總是還會持續狩獵的活動，把它視為一種運動，並且一直持續到今天，目前光是在美國一地就有一千萬人深好此活動。
正因為類似這種對進入未知之地探險的機會逐漸消失所產生的反抗，才會造成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想要到野外遠足，進入散落於各處的畸零地，或作徒步旅行，或搭乘載貨小火車，或划著獨木舟前往。由於這些零星的地方令商業界和開發者深感遺憾失望，因此才能暫時留下來給我們。若與漢諾、路易斯和克拉克等早期探險家相比，我們不過是謹慎保守的冒險者而已。至於從事狩獵運動的人士其實也一樣，他們由獵狗陪伴出去獵松雞，這和舊石器時代單獨和一頭巨大的公牛搏鬥的先祖相較，他們也只是審慎適度的冒險者而已。重點在於，伴隨著這個展現種族本能(racial instincts)的需求，於是便會有一種能愉快的產生幻想的潛力呈現出來，這種幻想使得小男孩可以很愉快地在澡盆裡釣魚作樂。這樣的潛力若不是發揮過度，應該是件寶貴的事。
但是在追逐獵物的冒險與在荒野中旅行的冒險之間，是存在著一種很根本的差別。透過適當的技巧生產獵物來供狩獵之用，是可以附加在農業和林業之上，因此是能夠持續不斷的存在，但是，荒野卻無法附加在任何東西之上。就一般人的常識判斷而論，荒野和經濟學是互相排斥的。若是想要讓荒野能夠永存，它必須是在以此為目的所劃定的範圍之內才有可能實現。
於是，我們會碰到下面的問題：在我們國家的生活中(in our national life)是否有可能保存未知之地的要素？這樣做是否實際？是否有可能不致造成不當的經濟損失？對這些問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在僅存的一些野地尚未消失之前，我們必須積極快速地採取行動。
就像公園和運動場以及其他〝沒有用〞的東西一樣，任何荒野地區系統必須由政府所持有且保留作為公共使用的目的。幸運的是，政府已經擁有足夠的地方，它們是散布在國家森林和國家公園裡比較貧脊粗礪的地區中，這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開始。政府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在這些地方劃出一條線，宣布說：「這裡是荒野，並且它一直要保存荒野的形態。」在這樣的地方，美國人可以「進去探險，成為能適合在遙遠的地方生活的人。」
這樣的政策甚至不會在我們的經濟財富中減少丁點，但它卻會大量的保存自從遠古以來便一直豐富著人類精神的東西。
最近為維爾斯的《歷史大綱》所作的一句流行廣告詞是：「站著不動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罪過。在整個自然界中，不再成長便是死亡。」我想，這句話可作為經濟式的美國(the Economic America)提出反對「建立荒野遊樂區國家系統」的綱要。但是，怎麼樣才叫站著不動？成長的要素是什麼？經濟式的美國已經很明白的表示，他所認定的成長就是在全國人口總數後面再加上更多數字，以及國家在銀行裡的存款數字的增加。但Gigantosaurus已經試驗過那個定義有數百萬年之久了。他是一個在最早的水域中的經濟學家，在他的身長加兩個數字，他們蹣跚走動的行列也不斷增添。但他滅亡了，成為大自然和〝經濟的〞定律盲目的犧牲品。它們塑造了他，也終於毀滅了他。
在Gigantosaurus之後只有唯一的一件新鮮的東西。這新的東西就是人類，在浩瀚無際的時空中第一個從事自我引導的演化(self-directed evolution)的生物。豈不是這個事實使我們能不斷成長嗎？金錢或人口數字的增加並沒有讓我們成長。
荒野遊樂場所的問題是一個對環境採取自我約束的問題。如果我們不以其他方法來練習自我約束，我們將會在自己的數字遊戲中經歷毀滅的過程。荒野遊樂場只代表在一種新方向上去練習自我約束的新的需求。我們是否成長到足以在事情已太遲之前體認到它的重要？
我說〝太遲〞是因為荒野本身是一種我們無法按次序建造的東西。當我們的〝數字〞結果是造成貧民區時，我們可以拆除其中足夠的範圍再來重建公園或遊樂場所。當貧民區阻擋交通要道時，我們可以拆除足夠的範圍來建設快速道路或地下鐵道。可是，當我們的〝數字〞剷除掉未知之地的最後遺跡時，我們無法重新再建造新的未知之地。以人工方法建造荒野地區，有如過度發揮產生幻想的潛力，比在澡盆釣魚的小男孩更加過份。
究竟是什麼東西剷除掉我們最後的荒野遺跡？難道真的是經濟上對農地的需求嗎？你可以實地出去察看──這些地區根本不配稱為農地。或難道真的是經濟上對木材的需求嗎？這些地區當然會含蓋木材，但大部分木材中看不中用，而且，直到我們在我們〝經濟〞系統所創造出來的廣達八千萬畝被火燒毀的廢墟上要開始種樹時，我們才曉得它們所能含蓋的木材實在少得可憐。因此，剷除掉荒野的並不是真正的經濟，禍首實為拓荒者所製造出來的怪物法蘭肯斯坦(Fiankenstein)，名為〝完善道路運動〞(Good Roads Movement)。
這個運動剛開始時是完全正確而有益的，但因為不斷被過度推展到近乎另一個淘金潮一般，甚至有人把它視為好像道德倫理或精巧手藝一樣的不容置疑的地位。從大自然和從政府所流出的財富，煽動著人心，使人群大批地蜂湧而至。
這個事件中的低俗誘惑(yellow lure)來自汽車旅遊(Motor Tourist)。就像財神瑪門一樣，汽車旅遊意味著資金，而且，他也和瑪門一樣，使我們在他腳前俯伏膜拜，而他卻儼然像一個新的神祇般以蠻橫高傲的氣勢統治著我們。我們恭敬地奉上我們的樹林和草地給他，讓我們可以在上面露營，他回報給樹林和草地的卻是瓶瓶罐罐和垃圾。我們把野生物和野花交在他手中，謙卑恭敬地繼續這個舉動，直到再也沒有任何野生物或野花可以交給他為止。但在所有奉獻的祭品中，愚蠢的道路(folish roads)是最能取悅他的一項祭物。（由於這些祭品通常是由遙遠地方的財富來支付，或由遙遠的後代子孫來支付，因此，他們似乎也令我們感到愉快。）
在所有愚蠢的道路當中，最令他喜愛的就是那些能夠〝打開〞(open up)最後僅剩的野生處女地的遺跡。以盲從迷信者褻瀆不潔的熱切精神，我們搜索出這些處女地，然後陳列在他的祭壇上。同時，在成千的午餐會俱樂部和商業旅遊協會成員的喉嚨裡高唱著這種莊嚴的詩歌：「除了汽油和汽車為先知的神以外，再也沒有別的神了！」
偉大的汽車神祇比較溫和的一面，以及完善道路運動中較正確的要素，不須要我來替他們辯解。他們在每個房頂上呼喊，我們也全都知道了。我所想描述的是想去鞭策國家的前進轉變成疾速奔馳這件事的荒謬。
我要非常明確地指出，在這一頭栽進追逐速度和數字的趨勢中，我們正在壓碎並摧殘那些應該為未來世代的美國人在靈性上和物質上的福祉而加以保存的東西，即使要付上數百萬之譜的財富或人口數的代價，我們仍要保存它們。 那些東西在過去漫長悠久的歲月中曾幫助建造人類，我們很合理地推斷， 它們也將會在未來的世代中對人類有所幫助。
如果在這事上失敗了，我們所炫耀的優越性在最終極的考驗下也將會失敗──這個終極考驗就是對環境的自我約束。否則，我們就掉回馬鈴薯蟲的宿命──由於把馬鈴薯吃得精光，結果它們自己也被消滅了。
原載於＜生態神學＞通訊51期1998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