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範轉換與信仰的反省 | 環境資訊中心

典範轉換與信仰的反省

2007年12月01日
文:陳慈美譯

前言

十八世紀一位沒沒無聞的物理學家兼哲學家李希騰堡,是首次使用「典範」(Paradigms)來討論科學哲學的人。兩百年後,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孔恩(Thomas Kuhn.1922)之鉅作《科學革命的結構》(註)出版之後,「典範」一詞便成為學術界的流行用語,但因一般人對「典範」的概念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因此,常會引發爭論。筆者根據孔恩寫作該書之前的心路歷程,嘗試描繪孔恩對「典範」的認知,進而作為信仰反省的一個新向度,並以此為整合科學與信仰的一個基本架構。

“典範”與《科學革命的結構》

科學一向被認為是知識活動的典範,因此,任何一套對於科學的看法,都必然涉及一套知識理論。“典範”就是一個具體問題的具體答案,是一種公認的科學成就,在某一段期間內,他們對於科學家社群而言,是研究工作所要解決的問題與解答的範例。孔恩基於科學史,透過《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為科學描繪出一幅新圖像。該書無論是取徑,還是結果,都與以往的知識理論不同,甚至動搖了啟蒙時代以來所認定的“理性”的基礎。這是《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能在科學的哲學、人文社會學界,發揮廣泛而深入影響的理由,也使得該書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在美國人文、社會學界流傳最廣的一本科哲論著。

孔恩的疑問

孔恩原是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博士。他在當研究生的時候,為了發表以十七世紀力學的起源為題的演講,於是讀了一些亞里斯多德與中世紀的物理學。孔恩當時的想法與一般通俗的結論無異:認為十七世紀以前的物理學絕大部分是錯誤的,對於十七世紀的力學毫無幫助,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幾乎純粹是無中生有的創造。

孔恩根據這個結論提出一些極重要的問題:在物理現象之外,亞里斯多德對自然、社會的觀察非常敏銳。這在他生物學、政治學方面的著作中表現的十分清楚。然而,為什麼他的才智一碰到物體運動的問題就發揮不出來了呢?他怎麼可能對物體運動的現象說了那麼多明明是荒謬的話呢?更重要的,為什麼他的觀點可以支配人心兩千年之久?

對於最後一個問題,當時流行的答案有:因為迷信與權威崇拜(啟蒙時代);因為形上學語意的混亂,沒有驗證標準(維也納集團);因為特殊的經濟、社會條件,以及利益結構(科學史外在論派)。孔恩卻認真地在這些流行的答案之外尋求另外的出路,因此,他能上接科學史內在論的一些傳統,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新康德主義的另一些傳統,並加以轉化,自成一家。

孔恩的心路歷程

孔恩解答上面這些問題的啟蒙過程如下:一九四七年一個極熱的夏天,孔恩反覆翻閱那本他認為幾乎全是錯誤的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突然間,他似乎開始能讀懂這本書了,許多過去認為是大錯特錯的陳述,幾乎都消失了。當他學會從亞里斯多德的典範來看物體運動現象之後,許多荒謬、全錯的語句立刻變成合理的了。

這個戲劇性的啟蒙經驗,使孔恩感到:即使在最嚴密、客觀的物理學中,仍然可以有彼此衝突的物理世界。也因著這段經歷,使他從物理學者變成科學史家。在科學史的研究中,孔恩的主要著眼點在於:“在科學史上的原典中, 尋出一個使這部原典像是出自一個理智清明的人的手筆的讀法。”另一方面,這個啟蒙經驗不斷促使他對哲學一直保持高度的興趣。

1958~1959,孔恩受邀至史丹佛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在主要由社會科學家組成的大團體中渡過這一年,使他面對了一個以前從未想到的問題。那就是:社會科學家組成的社群與自然科學家的社群之間的差異。當時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社會科學家對正當的科學問題與方法的性質,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常有公開的爭論,彼此間意見不合的幅度又十分大。可是,在他所熟識的自然科學家中,通常很少人對本科的基本論點有所爭辯,而這種爭辯卻廣泛存在於心理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之間。

為了要找出這種差異的來源,孔恩更認識了“典範”在科學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於是,孔恩將1947年至1960年這十三年中的思慮,具體地凝聚為《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三十年來,它的魅力仍可用「方興未艾」四個字來形容。

科學史的新發展與信仰的反省

從十七世紀歐洲科學革命後,科學的地位便不斷的提高,在“以今觀古”的科學進步史觀的籠罩下,所有的史料也受到相當程度的扭曲。科學史界在二十世紀的新發展(如孔恩),卻給我們一個很不同的新視野,主要可從三方面來看:

(1) 啟蒙時代的光明、理性與中世紀的黑暗、玄想相對立的傳統看法,受到嚴重的質疑。同樣地,許多承自這種啟蒙是對立觀點的新構想,如:科學~形上學、有意義~無意義、可檢正~不可檢正等等,也都面臨許多新的挑戰。

(2) 許多人發現前啟蒙時代的巨人,在科學研究的預設中有不少“形上學”的因素,如:伽利略的柏拉圖式的思考方式;笛卡兒用上帝的屬性來推演慣性率、動量不滅;牛頓對精神性的以太的玄思等。這些“形上學”的因素在科學發展中扮演很重要的啟迪(heuristic)角色。

(3) 在劃分科學與形上學的區別時,科學哲學曾提出如歸納邏輯、否証邏輯、應然~實然的區分等判準來決定,有趣的是這些判準都不能解釋哥白尼以來一直到相對論、量子論的科學革命。既然科學的發展不符合理性的的判準,科哲專家肯不肯說幾乎整部科學史都是非理性的呢?

許多人在科學耀眼的氣焰下,為了維持信仰的合理性,於是盡量縮減信仰的內涵,直到它能夠府合最嚴謹的理性判準而後已,這種縮水的信仰,在也不是基督教了。從近代科學史的新發現,我再次對聖經所啟示的純正信仰充滿信心,並得著極大的激勵和鼓舞,正如討篇作者所說的:「你開廣我心的時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詩一一九:32) 。

註: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 nd Edition. Enlarg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本書由新橋譯叢於74年發行中譯本,附極詳細之一篇導言,本文中對孔恩心路歷程之敘述即取材自該文。

原載於<新使者>雜誌第十期199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