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學者在論述台灣社會所發生的環境運動多半是把它看成是一股「全球生態思潮」的引介與其影響。論述的重點架構主要有二：第一，假定台灣社會原先並未存所謂的「環境意識」(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因此觀察的焦點是放在「環境意識」如何成長的脈絡底下，而援自國外所謂的全球性生態思潮便作了評斷台灣環境運動進程的標準，如社會學者蕭新煌引用Dunlap and Catton的「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 Paradigm)的概念來評估台灣社會的環境意識程度；紀駿傑等所提到的從「不在我家後院」(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行動中強調私利、地域性的自救路線朝向重視永續、非私利性、深層及全球觀點的生態意識都是明顯的例子。
其次，是在這些台灣環境運動的論述中，其主要方向是著重於以「環境優先」的價值判斷企圖去扭轉論者先驗性的假定台灣社會強調征服自然的態度，因此相當程度地對舊有的政治與經濟體制進行嚴厲的批判，如批評國民黨政府崇尚「經濟掛帥」以及相伴隨的威權政治的心態等。
這類的分析基本上對所遣用的「生態思想框架」本身在西方發展的脈絡性以及對台灣本土文化社會的了解都未能做一番深入的考察。換句話說，對台灣民眾認為「環境是什麼？」這個問題了解主要還是依賴國外部份的生態思潮來詮釋的。問題是，西方脈絡下所展現出來的生態思潮，有人也稱環境主義，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統一的。
有趣的是，學者在批判環境運動進程的同時，似乎以為自己掌握到的是某種已然普遍化了的通則，像是「環境優先」或是「永續發展」等概念，而不見其背後複雜多變的意識型態。如果以光譜來表示西方環境主義的流派，我們可以發現從左（從社會主義所開展出的生態理念）到右（法西斯式的不惜一切手段保護野地者），甚至女性主義的生態觀或者是因地而有所差別等五光十色環境主張的展現。它們的呈現不必然是一種演化的過程，有從膚淺到深層的關係存在。進一步來看，這些思想往往都是互相詰難且莫衷一是的。更重要的是，這些思潮都有其發展的社會文化脈絡可以探索。錯以為這些紛雜的「國際潮流」是統一的法則或是不加以辨明而任選其一的想法是相當危險的！
這種「擅用」西方環境理論而相當程度抽離台灣本身社會文化脈絡所作出的論述，也直接使得論者對台灣環境運動中所呈現出來的特殊性視而不見。這個特殊性，主要是與台灣特有的自然、歷史與文化條件環環相扣的。台灣的特殊性，必須要從她作為一個與大陸若即若離而且生物相極盛的「海島」以及人在這島上所展現出來的土地開發史來進行了解。當然，台灣的特殊性正是具體而微地呈現在這種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交互作用的過程當中。失去了這個歷史的視野，將很難討論較有深度的環境運動論述內涵。土地是環境論述中不可或缺的部份，而政治、經濟、與文化則是三個影響著土地變革的重要因素。陳玉峰收錄在「台灣綠色傳奇」書中的「台灣自然史初探」與「濁水溪畔春風寒」二文裡，有相當精彩的探討。然而，陳玉峰對漢人文化中自然觀基本上是持較否定態度的，因此在論述的過程中帶有強烈的批判與責難。相對的，他對原住民的部份帶有較為浪漫且寬容的口吻。雖然陳並非是一個環境決定論者，但是他以自然史來詮釋台灣文化與土地關係時卻使用了許多「生態科學」的語言，是一種以自然法則凌視人類社會文化的企圖。科學講通則，常常為了追尋一貫的真理而忽略了社會文化的殊異性，因此，當陳力批漢人惡質的自然文化時，也不知不覺地落入「生態思潮」中某種環境決定論的陷阱。這或許也是他在台灣文化中看不到救贖力量的原因吧！陳的論調同時展現出傳自西方的科學批判的力量與其抽離脈絡的有限性。具體來說，這是一種以西方所發展出的生態科學作為台灣社會文化批判的展現。
另外，在這些未經檢視的外來生態思潮所主導下的社會文化批判，也很少嚴肅地檢討那些依附在政權體制底下運作的改革力量，也就是某些學者眼中的浪漫路線(softline)如賞鳥、遊憩等生態保育工作。簡單的以「短視」、「膚淺」等價值判斷來概括這些行動，可能多少是運動精英對理想的挫折所作出的心理投射，但是卻無法解釋一個更廣大的社會文化現象。相反的，對於那些一直堅持區分「環保」與「生態保育」有所不同，而不願涉入抗爭性強的政治糾葛之中的生態保育人士而言，似乎也同樣顯示著某種結構性的「選邊」(taking side)力量在作用著。這種「選邊」力量具體地展現在環保／保育；抗爭／依附；強硬／浪漫；草根／官方等相對字詞的界定上。問題是，這個結構性力量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再參考解嚴後的一些環保行動時，會發現這個界限正在模糊之中。明顯的例子是，過去激烈的環保抗爭開始有柔性的動作出現，例如綠色消費的推廣；而軟性的生態保育竟然出現激烈的訴求，例如七股工業區的抗爭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修法過程。界限的模糊展現出較多元的環境運動面貌，許多所謂社區環保或宗教環保的行動一一出現，它們在作法上也比較多樣。而且不是一定依附，或一定抗爭。這些現象與政治的開放程度有著必然的關係，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這些政治社會背景的變動所影響之下環境意識型態的抉擇，卻在目前的境運動論述中付諸闕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