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根的大自然神學  | 環境資訊中心

失根的大自然神學 

2007年12月01日
文:陳慈美

被遺漏的神學議題

自然環境的衰敗,威脅到我們的健康,甚至危害到整個地球的生命,於是,生態學的研究與生態保護的工作逐漸受到重視,這不只是一種科學上的發展趨勢而已,而是關係到人類生存(survival)的重要事件。

一般人對生態危機最立即而最實際的反應,就是尋找保護的途徑,以避免因不斷的破壞而繼續惡化。可是,許多對環境的破壞,其實是因人類對待大自然的態度所引起的(例如:愚公移山、人定勝天、這世界非我家---),這些態度背後的哲學/信仰觀,構成破壞環境的根源。

然而,過去兩百多年以來的神學,幾乎完全忽略了對大自然的探討,自然界在整個神學領域中消失了。相對的,在過去兩百多年中,科學上的進步可說是突飛猛進,以致在處理生態危機時,現代神學中幾乎完全沒有資源可供利用。韓德理(George S. Hendry)建議,假如神學要回應大自然的問題,可以有兩種方法:(一)了解問題的新形態;(二)發展出可以處理問題的神學資源。(註)

非關神學的因素

為什麼自然界在神學的議題中被遺漏了呢?在尋找神學上的答案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個非關神學的因素:工業革命席捲全球之後,世界各地的人口不斷地從鄉村湧進城市,且繼續不斷朝此方向在移動。人口往都市集中的另一個結果,就是造成大部分人遠離與自然界的直接接觸,以致對於自然界的運作法則十分陌生。(耶穌所講的比喻,幾乎無法拿來在現代都會區教會的講道中使用,因它們本身和天國的道理一樣令現代人難以明白!)此外,這種往都市移動的趨勢,引出三個更深刻的影響:

(1)農業社會中,家庭關係與勞動關係是相同的,當勞力從農田移到工廠時,它不但與家庭關係斷裂,本身也是建立在一種很不實際的基礎上,家庭淪為宿舍或餐館的地位。

(2)農業社會中工作的分配和節奏是按自然季節的節拍而定,工業社會裡,藉科技的運作,工作的條件、分配、時數等完全由人來操控,又因工業制度日趨龐大與複雜,於是,這些事更落入繁文褥節的官僚系統的組織所控制。

(3)最奇怪的是經濟上的矛盾,不管是經過怎樣的加工製造及處理包裝,我們所有生活必須品仍須要依賴大自然的產物來維持,但是,自然的生產品在經濟體系中卻只有很低的地位。因此,當全球有數百萬人生活在飢餓中,從事糧食生產的工作卻嚴重受挫;當有些地方作物(如1977的美國或其他一些國家)過量豐收之際,整個經濟運作的遊戲規則卻導致直接從事生產的農人幾乎被毀滅。

大自然神學死亡之後

神學上,造成忽視自然界的近因,在於由休謨和康德對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所作破壞性的批判,然而,自然神學的死亡是大自然神學(theology of nature)死亡無可避免的結果。因為,如果在上帝的亮光中無法建立有關大自然的知識(即大自然神學),那麼,我們就不能期待可以在大自然的亮光中建立有關上帝的知識。自然神學是月亮的光,遮蓋了太陽光,月亮就暗了。

在康德的時代就是如此,大自然被科學霸占了,科學對自然的研究比神學的解釋更有成效;諸天不再述說「上帝的榮耀」,而是訴說著「牛頓定律」,甚至連第一個被造的「光」也要等他(牛頓),正如詩人波普(Pope)所說:

「牛頓和牛頓定律在黑暗中隱藏;

上帝說,要有牛頓!於是一切都發亮!」

假如世界不能直接受到上帝的光照,那麼,它就無法反射祂的亮光。康德認為,我們若要找上帝,不是去找「星光照耀的天空」,而是要去「內在的道德」律找。我們必須聽從命令我們去盡自己責任的那個聲音,他稱之為「無上命令」(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因為它除自身之外不受任何限制:我們若聽它的聲音,就會被引導去思想到上帝,但它不等於上帝的聲音。

由於康德以「倫理」取代「自然」,成為尋找上帝的門徑,為十九世紀許多在哲學或科學上的探索感到尷尬的神學家提供了避難所。康德的影響也在英倫之維多利亞時代感受得到,那是個對道德意識空前強化的時代,(但未必在道德行為上有所提昇),許多主要的神學家都被由玄學轉向倫理來作為處理教義之鑰的計劃所吸引。

當然,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倫所受到達爾文(Darwin)的影響是最為立即而強烈的,而神學與達爾文主義之間最決定性的戰役,都是環繞在倫理學方面的問題。若沒有掌握到這個脈絡,就很難明白在西方產生的所有關於現代環境議題的爭論。

結語:面對挑戰

一九二五年懷海德在《科學與現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書中曾經說過:「當我們了解到宗教和科學這兩種影響人類最為深刻的力量對人的意義時,如果我們說,未來人類歷史的發展乃決定於這一世代的人如何看待這兩種力量之間的關係,這並不會太過誇張。」當生態學已逐漸挑戰古典物理學的壟斷,從生態觀點所建立的世界觀(強調多樣性、整全性、相互依賴性、關係性)也漸漸取代了由古典物理學所建立的世界觀(強調化約主義、二元論、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消費主義),教會界又是如何看待生態學與信仰的關係?我們憑什麼參與公共討論?

註:George S. Hendry, 1980. Theology of Nature,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本文接下來的兩段即參考韓德理所作的精闢分析。我也很希望能夠有本土神學的作品可以參考,可惜目前尚未有這方面的資料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