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環境運動在台灣——陳慈美女士與生態神學中心專訪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深層環境運動在台灣——陳慈美女士與生態神學中心專訪

2018年07月26日
文:林彥如、梁唯真(哲儒大學博士班)

訪談緣起

自1987年台灣解嚴至今,在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各種環保團體中,台灣生態神學中心1乃是獨樹一格的,由基督徒所發起,結合基督教與天主教2並學者與社會行動者所組成,從宗教靈性文化社會面入手,引介西方思潮以探索台灣土地倫理與生態公義的建構,並從事生態生活觀價值觀教育推廣工作。從該團體所關注的議題與參與的工作,與其在台灣整體的環保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台灣生態神學中心和由其擴大而成的生態關懷者協會,可說是深層環境運動(Deep Environmental Movement)在台灣的代表性團體。深層環境運動乃是意指著在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的各種環境議題與環境運動之外,涉及宗教靈性文化倫理的人類集體意識的改造更新運動。其意味著環境運動需從外在具體的議題深層化,進入到人類集體意識的內在層面。究竟成為台灣深層環境運動代表團體的台灣生態神學中心其成立的過程為何?並身為該團體的創設者與主要領導者的陳慈美女士,其人格養成、教育背景並成立團體的心路歷程為何?乃是本訪談嘗試呈現的主題。以下為筆者與妻子於2002年9月20日與陳慈美女士的訪談整理,亦是生態神學中心成立十年的初步性回顧。

在今年(2002)台灣教會公報母親節專刊文章「從廚房開始的土地倫理」一文中,陳慈美女士認為她多年來的努力,乃是在困境下尋找出路而「選擇最好的」一種體驗,就是:選擇作健康的媽媽。從關懷她的四個孩子開始,到關懷孩子所成長的台灣生活環境。從母親角度開始參與生態議題,乃是她創設生態神學中心的近因與出發點。但是她過去個人生命抉擇與各種教育訓練背景則是以後能夠參與生態神學工作的預備。

信仰與信念(1949~1973)

陳女士自述道:我是第五代的長老教會基督徒,幼時對信仰並不甚清楚,直到中學的思索期開始對信仰發出疑問。就讀清華大學物理系時,因住校不再前往教會,但參與學校校園團契,開始反省信仰,並學習到對信仰認真紮根,與思索將信仰實踐在人生前途的抉擇。例如:是否要隨一般風氣出國留學?但即便是在信仰的質疑期中,我仍相信兩件事:一是聖經中耶穌所說的話,另一是祖母清晨即起讀經的敬虔信仰。祖母因為信仰的提升改變,而在同輩中有不一樣的生命品格。祖母讀經的印象深印心中。直到大四時,終於有了被上帝找到的體驗。

大學畢業後,我選擇了不同於班上同學出國留學的路,到偏僻的萬里鄉山上的榮恩中學教書一年,教導性格特殊或家庭有問題的高中生,負責物理、數學課程外,還兼學生團契輔導與導師。雖然忙碌,但年輕有體力,很拼命地工作。在外人眼中似乎是大材小用,但我自己卻覺得是小材大用。這些孩子的生命,蘊藏著無窮的可能,也意味著對我這麼一個年輕老師的無盡的挑戰,我以最大的熱情,盡力地修這一個在學校或書本中學不到的生命學分。我感到好似摩西從皇宮到曠野牧羊的心情,因為上帝把我從最好的大學帶到曠野般的迷你型私立中學,讓我接受豐富的生命歷練。

在教書那年中,因南加州大學物理系教授提供獎學金給台灣研究生前往研究,有人知道我是清華物理系畢業的,便介紹我前往。我卻因為教學生活太忙,對出國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因此,根本沒把這樣的機會放在心上。後來,在親朋好友的鼓勵下,我才勉強利用暑假辦手續,過程出奇的順利。上帝藉由人所想不到的方式,在暑假結束之前,帶領我出國留學。

科學與神學(1973~1982)

1973年留美首年,我在教會獻身營中決定念神學。牧師深為擔心,因為當時在美國有些台灣留學生,書讀不下去,便決定要奉獻。但牧師在知道我當時的成績為全A後便放心了。為避免被誤認為逃避學業壓力,在通過直攻博士班的考試後,我才向指導教授表達不繼續念博士班的意願。促成決定的另一項因素是在與所裡一位日本老教授的談話中,他批判一般人為了賺錢便留在美國發展的看法。我深深感受到:人一生的抉擇若不是自己最看重的,只是為了外人的看法,那會變成一生的遺憾。

隔年暑假參加夏令會時,有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籌設的介紹,中神的異象很吸引我,便在1975年拿到物理碩士後前往就讀,是首屆學生,新加坡神學學者江丕盛,則是第二屆。後來我因為簽證問題延後一年,而與第二屆同學一起畢業。江丕盛常說我是born loser(天生輸家)。因為我的想法常是另類,很多的東西我不會去爭取,無法符合主流社會的期待。我只是喜歡讀書,從小讀書也很順利。我念物理或是神學都是為了興趣,也自我要求,要細讀精讀好書,詳查每個英文單字,不是為成績而唸書。

1979年回到台灣中原大學擔任校牧三年且兼課,還負責學生團契。當時,我也是全力以赴地作事,直到上帝預備了結婚對象,於是,便走入家庭。

環保媽媽(1982~1991)

1983年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原本想要找褓姆,在拜訪過口碑很好的保姆之後,我深深覺得自己才是我的孩子最合適的褓姆。但是家庭主婦在台灣是很卑微的身份,四個孩子陸續報到之後,我不但感受到家務的壓力,更體會到身價跌停板的殘酷現實。雪上加霜的是,我們剛好在台灣房價暴漲後的1989年購屋,沉重的房貸壓力,更讓我的尊嚴再次被踐踏,心裡非常不服氣。在這段時間我深切的感受到,錯誤的社會制度對人性尊嚴的踐踏,那傷害不下於自然環境被破壞所造成的危害。

那時我尚未接觸環保運動,只是參加曠野社,帶著還在餵奶的小兒子和三個學齡前的女兒,全力地配合曠野社活動。有一次,參加俞繼斌牧師的課,不但都沒缺席,也是唯一交作業的成員,翻譯一篇介紹馬丁路德的文章,俞繼斌牧師還稱讚我的翻譯功力。其實,我在這之前已為橄欖出版社翻譯過兩本書:《兩疑則惑》、《抽絲剝繭話信仰》,翻譯初稿都不用再修改,讓出版社很詫異。我想,這是由於我有科學與神學的訓練,也稍為對英文下過功夫,而且對翻譯有一定看法,就是在符合信達雅的原則下,將英文翻成真正的中文。

1991年我參加主婦聯盟,很快地便察覺到:教會不能自外於生態關懷,因為,環境問題決非只是垃圾分類資源回收,而是牽涉到價值觀世界觀的問題。台灣幾個重要的環保團體都是1987年解嚴後成立的,其中包括主婦聯盟。我並不是主婦聯盟的初期成員,只是支援性的角色,幫忙寫文章。

生態神學中心的創設者與台灣生態神學的推動者(1992~2002)

1991年秋,我去台神向高金田牧師3請教生態神學的相關書籍,原本他很高興有人想跟他做研究,但看到我帶著年齡分別是八歲、七歲、五歲、二歲的四個小孩去拜訪他,臉上所流露出失望的表情,令我印象深刻。他很篤定的說:你一定沒時間看書。所以,只先借我兩本書。沒想到,我一進他書房,便在他書桌上看到另一本我已經找很久的書,Theology of Nature by George Hendry,是江丕盛極力向我推薦的。於是,高牧師只好也把這本書借給我,很巧的是,作者George Hendry正好是高牧師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老師。

當天我兒子在高老師家跌倒骨折。這讓我們很難過!我丈夫說:免雞婆啦!讀什麼生態神學,孩子顧好較重要。我也在懷疑,這是不是上帝的攔阻,叫我不要進入自己不懂的領域?但正好是我在照顧整隻腳上石膏的兒子時,艋舺教會主日學教務主任吳秀英老師找我教成人主日學。那時,我什麼都不想教,只想教「生態與信仰」。於是,開始一邊照顧兒子,一邊寫講義,整理出一套課程。

從1992年一月起,現學現賣在教會上課時,想到應該可以把這些講義內容推廣,便多印30份寄給一些認識的教會牧長。後來講義輾轉傳給了長老教會婦女事工委員會莊淑珍牧師,便在她的邀請下,集編成《好管家環保手冊》,以生態神學研究及行動小組名義出版。當初的手冊,是向我丈夫借錢去印製,再用買菜車載去郵局寄的。

該年開始偶而在教會公報刊文章,並於1992年6月21日正式成立生態神學中心。初期成員就是教會主日學的婦女和主婦聯盟的基督徒朋友。成立的動機是因為教會界都還沒有關心生態議題,但我知道教會是重視教育的地方,若能編寫好的教材,就能作推廣教育。

 1993年開始,有一群長老教會長青團契背景的青年主動與我連繫。周恬弘從美國寫信給我,林崇民從美國回來找我,李順仁是打電話給我。他們彼此間沒有連繫,各自分頭主動找我。由於青年人的加入,從12月開始,我們一起出版生態神學通訊,並規劃隔年的每月讀書會,找林俊義、陳玉峰、楊憲宏等台灣環保界的先驅主講。在兩年的讀書會之後,轉變成內部的不定期查經。1996年時,開始構思成立協會。

1998年6月21日,恰好於生態神學中心成立的六年之後,生態關懷者協會正式成立。當初命名「生態神學中心」主要是取其簡短明瞭,但有神學界老師質疑我們的學術正當性,我們乾脆就避開這個名稱。

協會成立後,理監事們開始規劃國際研討會,於1999年11月上旬舉辦「跨世紀土地倫理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環境倫理學會會長柯倍德教授(J. Baird Callicott)為主講者,並邀請了林俊義(Edgar Lin)、陳玉峰等台灣環保界先驅者與會。其中陳玉峰是林俊義的學生,林俊義則是台灣生態思想之父,曾任環保署長,是國際環境倫理學會的亞洲區代表。

自1992年生態神學中心成立至今共十年,擴大成生態關懷者協會至今共四年。我們一直還是在摸索中前行,找尋另類的教育空間,尋找合適的實踐模式,參與台灣社會,另一項重要的挑戰是必須尋求合適的同工團隊,

 最後必須補充的是,在我整個工作背後,有非常強大的家庭支持。我娘家父母親雖因這個工作吃力不討好而覺得不捨,對我的選擇卻完全信任並全力支援。夫家公婆雖不了解我在做什麼,卻能夠完全尊重而不干涉,並在我出國開會時,配合照顧小孫子女。我的丈夫更是非常支持我參與的事工,常幫忙拍照、作司機,協調帶小孩,甚至為配合演講,請假帶全家前往,若不是他們的支持,我們是不可能作下去的。

展望未來(2002~)

時代週刊在2002年地球高峰會之際有專文指出:西方國家環保團體雖然日益壯大,但環境問題卻日益惡化,關鍵因素是環保團體沒有抓到問題的核心,打錯了方向。台灣的環境運動乃是抗爭運動、街頭運動起家,其社會處境是政治反對運動透過環保運動來運作。但是自2000年,原本是反對黨的民進黨阿扁政府執政後,有許多環保團體反而關門。因此,環境運動須要不斷找尋介入社會的途徑。

我個人最主要的負擔並不是作環境運動,而是台灣文化的更新與深化,希望基督教裏面好的成份──先知的精神能夠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份。本來生態反省運動就是具有先知色彩,是對現代化的深刻批判,這也是我最深處的關懷。

上帝一直帶領新的年輕人進來參與協會的事工,這是我最感欣慰的,也期盼新的一代能夠做得更好。

結語

從陳慈美女士的訪談,可以歸納出關於陳女士得以推動台灣生態神學的人格特質:首先是另類(alternative)的思考、非主流的風格、並與眾不同(make a difference)的抉擇。陳女士有著先知般的個人覺醒意識,自覺地對宰制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維持距離,並持續地批判之。這乃是基督教先知精神的實際展現。或許正是此種人格特質,使得陳女士相當喜愛美國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Aldo Leopold)的相關著作,也認為李奧波所顯現的基督教先知精神,正是台灣這塊土地所最需要的養料。

其次是認真、努力、高標準的自我要求。選擇最好的抉擇,並將它做到最好,乃是陳女士為人處事的原則。如此努力工作的目的,並非是要符合外在的人為要求,或是為了爭取利益權位,而是自我的興趣趨力與自我的原則設定。由於此種為人處事風格,使得陳女士得以從事開拓性的高困難度工作,在孤獨的處境中,仍堅毅不懈。這正是生態神學、土地倫理等工作在台灣所面對的實際處境,是陳女士得以成為台灣生態倫理思想的推動者的原因。

由於忠於自我的興趣驅使與堅持高標準的自我要求,使得陳女士成為華人社會中,少數能整合科學與神學雙學科訓練的傑出人才。清華大學物理系是台灣物理學研究名列前茅的系所,南加州大學優異的物理碩士成績,以顯示其足以攻讀物理博士的潛力。而香港的中國神學研究院,至今仍是港台兩地最好的神學教育單位之一。再加上曾於中學任教與中原大學擔任校牧等實際教育工作經驗,使得陳女士具有科學、神學與教育三種訓練的結合,得以從事生態思想的引介翻譯、推廣教育工作。

最後,促使陳女士實際進入生態思想工作,乃是其作為四個孩子的母親身份。這是陳女士身為基督徒、科學家、牧者、教師等多種個人身份中,被台灣社會視為最卑微的家庭主婦(house keeper)的身份。正是身為家庭主婦的身份,推動陳女士從身為母親,關愛孩子,到看見土地,關愛自然。這種身為孩子母親與台灣母親的生命實況,引致對地球母親(the Earth Mother)的尊重與疼惜,實是另種類同於生態女性神學(Ecofeminist theology)的意識覺醒(Conscientization)脈絡。為了孩子的健康與未來,與為了土地的健康與未來,實是推動陳女士參與生態思想工作的愛之趨力。

台灣生態神學中心成立至今十年,台灣的土地倫理與生態公義的建構工作仍在引介摸索的初期階段。然而其間篳路藍縷的開拓初期,則是陳女士長期人格的醞釀。正如陳女士期待能夠有新的一代起來參與生態神學中心工作,台灣的生態思想建構工作,也就是深層環境運動的延續,尚待新一代台灣人起來參與。

[1] Slogans Land Ethic, Eco-justice, Simple Life   Taiwan Ecological Stewardship Association (TESA)  Mainly supported by Taiwan Christian Ecological Center (TCEC)

[2] 台灣天主教對生態議題的神學思考,乃是始自90年代,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90年1月1 日所發表的 “The Ecological Crisis: A Common Responsibility ”文告之後。(參房志榮,聖經實況詮釋—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2001,頁165;This Sacred Earth—Religion, Nature, Environment, 1996, p. 230)台灣基督新教對生態議題的神學思考,則是由陳慈美女士所開始的長老教會信徒自發性運動。隨著陳女士開始的生態神學中心成立,天主教的神父學者便加入一同配合。

[3] 高金田牧師為台灣神學院的系統神學教授,為哲儒大學的神學與宗教學領域的博士畢業。其於生態神學的接觸,應是哲儒大學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