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內生式發展與社區保護地」工作坊紀實
公益事業一般給人崇高、理想的印象，然而「公益」的定義為何？細究起來，也許每個人的回答都不相同。而公益專案的存在，究竟是為了服務資源持有者（出資者）抑或專案服務物件？這些發問往往因為過於抽象，或者實際執行過程中的複雜現實而被忽略。
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於7月6日到8日舉辦的第五期「內生式發展與社區保護地」工作坊，便嘗試回應這些問題，邀請中國各地公益從業人員與社區人員參與，在三天的會議當中，探討「何為良好公益」。
中心創辦人、「內生式發展」理論踐行者鄧儀指出，公益從業人員其實也不過是職業的一種，應放下外界所賦予的光環，回歸本質，以「服務者」的專業自我要求。而「內生式發展」的核心，是以被服務者為主體。他嚴肅指出，「公益不是慈善，不是開開心心送東西拍張照就離開。」
中心每年舉辦工作坊，希望能為公益從業者搭建交流平台，打破公益人的慣性思維，打開新的工作思路，重新思考我們所站立和行動的點到底在哪裡、公益的邊界在哪裡，不斷地去認識自己，在生活和行動中能始終保持一份清醒。
「何為良好公益？」 先問「何為良好生活？」
工作坊罕見地以哲學議題開場，邀請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嘉映分享。哲學與公益工作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其本質都是在探究人與生活的良好狀態。鄧儀認為，要討論「何為良好公益」，首先必須回到人的本質，自我詰問「何為良好生活」。
陳嘉映以「知行合一」為題，辯證知與行的關係。他引用蘇格拉底名言「道德即知識」（原音為「不德等於不知」），認為知與行之間的斷裂，通常是因為瞭解不夠深刻所導致。雖然「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他認為知與行是一互相辯證的關係，知之行之，既要去實踐也要不斷深化知識。他指出，在現今多元社會當中，每個人對於良好生活的看法都不相同，其實也就是自我探究與辯證的過程。
從核心改變 中國的「內生式發展」理論
知與行的辯證，用鄧儀的話來說，就是「行動、反思、再行動、再反思」。鄧儀從事自然保護工作超過30年，從中提煉出本土化的「內生式發展」理論，認為應將專案決策權交還給當地人，才能夠從核心發生改變。
鄧儀列舉自己過去從事公益工作的經歷。2003年，他參與貴州草海簸箕灣的一個國際環保專案，仿造國際先進模式，建立水鳥繁殖區，同時投入資金，建造觀景台等硬體設備，期望通過環境教育、生態觀光，為保育和社區帶來雙贏。「當時我真的覺得這就是未來。」然而數年後他再回訪，只見人去樓空，建物凋敝。村民告訴他，沒有人來，生態觀光無以為繼，他們為了生計，也只能回到原本的生活模式。這對鄧儀是一次震撼教育，「你不只消費了那些農民的時間，還有他們對你的信任。」
鄧儀發現，在簸箕灣案例中，國內外公益組織、政府和專家媒體都對專案實踐發表了許多意見，唯獨村民沒有發聲。
他體悟到，公益計畫的主體應該是當地人，工作人員只是參與者，進而在2010年提出當地語系化的「內生式發展」。他進一步說明，中國傳統上原本就有尊重生態的文化，以信仰、民俗和習慣等形式存在社會中，外來者不瞭解農村內在結構，將現代知識以公益之名強行套進社區裡，自然會水土不服。
環境問題根源於社會 自然保護就是「重新建立人與環境關係」
中心自2010年開始在雲南老君山地區開展專案工作，秉承內生式發展，以社區的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我服務與自我學習為核心原則。中心專案主管耿得安說：「次生性的環境問題，其實源自於社會問題，自然保護其實就是重新建立人與環境的關係。」
以農民為主體，並不只是說說而已。河源村村民李玉坤在工作坊中現身說法，分享他參與麗江中心專案工作九年的心得。他的發言，也是親自向在場所有公益從業者證明，鄉村自治並非空談。
李玉坤說，村民一開始對三生（中心的前身）也是半信半疑，但是到了貴州古勝交流學習，看見當地人共同保護自己的森林資源、集體修路等社區公共管理計畫，改變了他和其他村民的想法，領悟到「保護也是保護我們自己的山林，別人背也背不走」。
李玉坤回憶最初參與專案的過程，感嘆「村民自我討論的歷程其實很混亂」。當年參訪結束後，小組決定參加中心的村寨銀行專案，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討論、爭執後終於取得共識，讓專案得以開展。他說，中心的專案和一般資助專案不同，村民需要共同出資，並且承諾保護管理山林。但也因為參加這些專案，村民開始學習公共討論，重視自己的主體地位。
「主體地位這個詞好講，但其實不好實施。我認為必須要有幾個基本要素：發言權、知情權、選擇權、自由權、機會均等。」這個一頭亂髮的農民，對於何為良好公益，著實有了頗深的見解。
河源村參加專案至今九年，李玉坤認為，「如果用錢這個指標來衡量，那我們的經濟收益可能是負的」，因為一個村寨銀行專案才支持3萬元，卻要花三四個月的討論時間，但是「我們的山林確實保護起來了，沒有人再故意破壞；我們的思想發生了轉變。而這個培養過程是很漫長，需要成本的。」
有的計畫會讓人養成惰性，要了比不要更糟糕
蜂金龍是另一位令人驚豔的村民。他任職黨支部書記的黎光村所建立的社區保護地，於2018年申報註冊在聯合國環境署下設的原住民與社區保護地（ICCA）系統。
經手過諸多國內外支援計畫，蜂金龍學會了慎選外援專案，「我們要看的是長遠的利益，不是短期的好處。有的計畫會讓人養成惰性，要了比不要更糟糕。」
工作坊第二天，大家實地走訪距麗江120公里的黎光社區，現場觀看村寨銀行還借款過程，並瞭解社區建立黎明河流域自然保護地的過程。原本佈滿垃圾的河流，經過三年沿河9個村小組的共同管理，社區垃圾得到有效地治理，稀有的竹根魚群重現黎明河，驗證了鄧儀「自己管理自己最有效」的論點。
談到社區經營，蜂金龍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認為「耐心」是首要的，「不要急著推廣，我們有的是時間。一下子就能做成的事情，肯定有問題」。比起短期成效，他更看重計畫能帶給村民多少自我培力的可能。他也強調，社區經營沒有範本可套，每個地方的風土民情不同，需要因地制宜。
做公益要「作繭自縛」 把權力關在自己設計的籠子裡
歷經理論經驗分享、社區實地觀察，工作坊第三天，眾人回到會議室裡，針對主辦方提供的案例進行討論。公益工作者在實際進入社區之後，往往要面對專案目標與當地社會紋理、現實狀況之間的拉扯磨合，必須在複雜的社區環境中迂迴前行。
透過實際案例的討論，大家將兩天所學應用在模擬的事件處理上，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最後中心再分享該案例真實的處理過程。有與會者表示，從沒遇過將真實案例作為教材的安排方式，且案例題目之犀利，猶如芒刺在背。例如其中一個案例討論主題為：社區可以「炒掉」專案執行者嗎？探討NGO組織與被服務社區之間的權責與邊界問題，也進一步深究「公益的本質為何」。
鄧儀在分析案例時談到，公益專案只是載體，目的都是為了促成社會權力結構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扭轉公益資源提供者在專案中不受監督、無人制衡的現況。
鄧儀指出，公益組織必須有意識的限制自己在專案中的權力，「哪怕村民不制衡你，你都要制度化地讓他制衡你」。
19位與會人員，有來自麗江其他縣市的NGO工作者，也有從廣東、貴州、青海、台灣等地遠道而來，對於工作坊的普遍感想是「震撼」。青海省雪境生態教育中心負責人分享這三天心得時表示，公益工作向來強調以社區為主體，但是直到現在才真正理解社區主體所能發展、發揮和運作的肌理何在。
來自寧蒗瀘沽湖的村民代表則提到，自己村落的村規民約，並不是由村民制定的，此次看到黎光村民能夠自定村規民約，令他耳目一新，未來也會將三天所學帶回自己的村莊裡。
鄧儀也分享自己的觀點，他指出NGO工作者的本質是服務者，就好像餐廳裡的服務生一樣，一旦釐清自身定位，有很多事情的分寸與邊界就會很清楚。他也認為，良好生活是自由意志的展現，「公益必須保障被服務者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帶來混亂與困惑」。他最後表示，工作坊最主要的目的是為大家搭建平台，同時提供另一種不同的觀點與方式，期望通過喚起人們對生活、生命的哲學思考，進一步探究什麼樣的公益工作才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