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重慶《時代信報》的周季鋼曾做過曾寫過三峽工程造成的生態嬗變、包頭市包鋼尾礦壩數億噸含核原料的廢料污染事件以及亞洲沙塵暴發源地——內蒙阿拉善生態難民調查等稿新聞；他提出「掐斷污染企業命根和銀行責任擔當」的概念，而台灣綠黨潘翰聲則提出「環境資訊公開」以逆轉環境劣勢的方法。
周：對一個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人們往往只關注事件的直接製造者——企業，而忽視企業背後的力量——提供貸款給企業的銀行。任何企業都需要銀行信貸資金支援，如果銀行不給污染企業提供貸款，污染企業就會因「斷奶」而被迫進行環保技術改造，否則，就會被「拖死」，在環保部門致力於污染企業的排查而徒費心機之時，如何從源頭切斷污染企業的命根子，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也就是說，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應承擔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並建立一套完善的銀行社會責任體系，以從源頭控制企業的污染行為。重慶目前已有NGO形成秘密報告，向中國中央政府建議，由中央金融監管部門和中國銀行業協會聯合組織「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推進會」，並以此會為契機，讓政府、行業協會、銀行和民間環保組織與人士，共同探討如何構建銀行社會責任體系。
絕大多數銀行在發放貸款時優先考慮的，是如何取得高利息回報，幾乎沒有考慮環保責任和社會責任。與此同時，各地政府也沒有要求銀行承擔這樣的責任。所以，利用經濟手段治理污染，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體系。由於中國三大金融、環境監管部門出臺的上述檔只相當於一種政策導向，沒有更詳細的規定，更沒有形成一套體系，很難發揮作用。所以，民間環保組織應該趁熱打鐵，儘早促成銀行社會責任體系的建成。
我認為，由於銀行缺乏相關的意識，法律法規應對銀行必須承擔環保等社會責任作出詳細的規定，並設置對違反者的嚴厲處罰措施；同時，各銀行應根據相關的規定，制定出一套內部的環保責任體系，並配置專門的人員。
而要建立這樣一種體系，必須要讓廣大百姓參與其中。政府應從立法、政策、財政等多方面，為該體系的建立大開綠燈；同時，建立相應的公眾監督制度，對該體系的建立與運作進行廣泛的監督。
問：中國大陸的銀行是國營的，這是否會影響到這個決策的進行，而該決策的效能到底有多大？可以影響的範圍有多少？面臨的困難是什麼？
周：中國在大的行政體系下，會以控制「高污染」的原則把關，反而是地方政府層面，可能會為了追求GDP而大量投資企業，而這樣會不會箝制國有銀行？也許要從國有銀行的現況來討論，因為中國的銀行其實有兩條線在管，縱向是中央銀行，而橫向是地方銀行，所以決策的成效就是看兩條線最後的決議了！
問：和大陸的企業比較不同的是，在台灣的企業如果要開發，其實並不需要去銀行貸款。周先生所提到的「事前阻斷的可能性」，觀察大陸地區資訊公開的程度，我懷疑其效果。請問你們如何取得資訊？例如重慶碳酸鍶廠排放污染事件，這種珍貴的原物料被破壞的事情，如果沒有公開，你們如何知道，如何去追查？
周：我搜尋資料有三種途徑，網路、體制內隊伍、民間團體或是NGO，而現在大部分的NGO對於事情都有很專業的討論，他們會分析、調查並且評估，而且數據準確、非常可靠。
還有一種是非環保團體的專業人士，去年我們做了一個包頭市的案子，它是一個很大的煉鐵廠，它產出的廢料中含有一種「釷」的元素，一種像是鈾的元素，可以作為核燃料。而在前幾年這些廢渣都隨意亂堆，長期下來累積了十幾億噸，其中含有釷的成份高達一千多噸，我們知道這個訊息，是由一篇200多字的小報導開始，談到中國社科院跟中國工程院有專家聯名上訴溫家寶，但之後沒有其他媒體關注，於是我們開始連絡這些學者專家，這其中有研究汐土的、核的權威，於是我們就掌握許多比官方更權威的材料。
問：事前阻斷的方法有很多種，而媒體也是一種機制。現在北京或是很多媒體的追查報導都大鳴大放，對於民生問題很敢講也很敢寫，甚至改變到政策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對於許多大型企業的廣告，常常在報紙和電視上放送，如果該企業就是媒體的廣告商，當媒體的利益跟政府的政策衝突時，媒體該怎麼扮演這個角色，並如何解決？
周：基本上做一個記者，不是做報社的老闆，就不太會考慮能不能追查的問題，至於報導出來後能不能被發佈出去就不一定。有一個特別的例子，在今年重慶的「釘字戶事件」中有一位記者，但是釘字戶所在的地區正在開發一個房地產，而該房地產就是那位記者所屬報社的廣告商客戶，於是那家報社就不能做這個報導，這在台灣的媒體應該也很常見，但是那位記者本著對新聞的執著，還是把相關的採訪完成，透過網路發佈在自己的部落格上，而造成其他媒體的關注，而當其他媒體來聯繫這位記者時，記者成為資料提供者。
以資訊公開對付資本主義「變形蟲」
潘：資本主義是個變形蟲，如果要打死資本主義的變形蟲，重點就是要讓陽光撒進來，讓資訊公開。資訊公開是公民社會的民主基礎，媒體工作者在這個基礎上挖掘「不願面對的真相」，寫出深入的報導才是真正的專業。
戒嚴末期，政府正當性急降，被迫開放民眾意見參與，但政治穩定化之後，民眾參與的門縫卻漸漸關上，而流於形式，民調作假、偏頗設計已是常態。政府有時候甚至連議員要資料都不給，媒體能夠採訪的空間也愈來愈小。
2005年《政府資訊公開法》立法，但政府的心態卻無法因法律有所改變，政府各部門依然是父權主義，將部分資料放在網路，就聲稱「資訊公開」；實際上，那些資訊卻已經過篩選、整理才願意讓公民知道，與理想的公開全貌落差極大。
台灣環評制度（EIA）的否決權，是世界上少有的制度設計，也是民間能夠發揮槓桿作用的施力點，民間也常常於此取得開發案相關資訊（但仍是相當不足的）。經過第六屆環評委員的衝撞之後，環保署長成為雞肋而一度難產，來自總統的干涉與指導，使得環評審查即將淪為橡皮圖章，而台塑集團拒絕履行環評承諾卻也不必受罰，環評制度瀕臨崩潰。公民訴訟制度實施後，對幾乎終身制的公務員產生極大壓力，部分案件在先期的「公民訴訟告知」的程序，就能有所成果。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