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資訊的不透明，儼然已成台灣近年重大開發案最為人詬病的問題。在彼岸中國，從事環境訊息公開面臨的困難，可謂更加嚴峻。 2005年，中國政府公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與辦法》，卻在實施辦法中，留下兩個「口袋」般的但書，即涉及「國家機密」與「商樣機密」不得公開。無法取得資料，也相對阻礙公民參與。
來自上海的易曉武，2007年開始從事「環境維權」，倡議公部門公開訊息；對於近年以GDP為追求指標的中國，易曉武此舉無疑挑戰當局權威，因而屢次受到刁難。2007年，易曉武成為自然之友會員，負責生態工作假期，因有感中國環境運動內，缺乏組織工作，進入面臨環境汙染的社區，協助民眾進行官司訴訟。
資訊公開未落實 環境運動難推展
「在中國，環境維權往往被指控為煽動。」易曉武一語道破這項工作的危險。那麼，為什麼願意不計個人生命安危投入呢？原是通信工程師的他表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環境惡化的情況也漸趨嚴重。2000年之際，易曉武在兒童醫院從事志工，接觸了許多白血病童。這些孩童大多來自同一個村莊，即便取得資料並非易事，但是「人會推理」，民眾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與發展汙染脫不了關係。有了自己的孩子後，更加堅定他投入環境運動的決心。「如果我留給他是一個非常骯髒的世界，就是對他犯罪。」
上海市政府曾頒布《黃埔江上游水源保護條例》，規定水源區周圍半徑5公里內，不得有化工相關產業。2008年曾有台灣公司設廠，距離取水區僅有2公里。易曉武等人透過司法途徑，要求環評報告。然而環評內容對此卻隻字未提。易等人上訴二審皆敗，卻發現法院判決書擅自將水質檢測由5級水竄改為飲用 水標準的2級水，明顯與水務局的資料不符。「但法院判決書直接將證據拿掉」，可見從事環境訊息公開面臨困難之重大。
易曉武的團隊成員，有律師、學生與雜誌編輯，主要依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與辦法》，要求政府公布企業排汙許可，以及未達檢測標準的廠商名單。「然而這多少被視為與政府作對的行徑」，也因此易等人常常被視為「上訪」(喊冤)的人而遭阻攔，足見資訊公開原則仍未完全被理解與落實。
政治壓力造成噤聲效應 環境運動者被當瘋子
易曉武表示，另一個困難，則是民眾對於環保運動者的不信任，易曉武等人進入社區，往往被當作「瘋子」。在上海富國皮革工廠汙染事件中，易曉武的團隊協助社區居民，上法院控告企業，卻未被受理，「居民在法院上不敢說話，出到外頭卻把我們團隊的律師當場罵哭。」卻不難理解，人民面對龐大政治壓力時，這種噤聲效應，使得維權運動更加舉步維艱。「就是看不慣弱勢這麼可憐。但弱勢也不敢說話。」易曉武說。
取得運動空間如博奕 需理解各部門思維
如何突圍取得環境運動的空間？易曉武分析，公部門彼此關係複雜，業務範圍與權力都不盡相同，以經濟發展為火車頭的政府，環保署看似站在對立面，扮演剎車的角色；但在實務上，環保署卻可說是中央部會中，權力最小的部門。在地方，各級政府卻類似民間公司，激烈地競爭GDP，「修路到企業門口」是一句頗貼近事實的玩笑話。
政治現實，使得外資企業成為環境運動較佳的目標，儘管很多時刻，外資並非汙染最嚴重的企業主。「與國營企業作對是沒戲，自己找死。」易直指這種情況宛如一種博弈，必須理解每個角色的思維與制衡關係，才能找出可以行動的空間。對此，易也只能無奈自嘲：原來自己也是吃軟怕硬。然而，在經濟發展是硬因素的當下，這似乎已是中國環境運動的「次佳方案」了。
10月應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兩岸環保NGO論壇來台的易曉武，直言不諱的性格，以及所從事工作的艱難，連其他中國環保運動者，也對他倍感欽佩。他曾感性地表示，對於中國環境運動，倘若前面有個坑需要他跳進去，他義不容辭。對於環境運動的路線，每個團體與個人必然有不同見解，至於決心，易曉武豪氣萬千又有些自嘲地說：「中國環境需要更多的神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