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農學小組的田野筆記，以知性散文記錄相思寮在徵收中/年節前的人事、家園、村莊、與土地(註)。這些筆記細膩地紀錄著居民在這兩種不同氛圍中的複雜情緒。一方面是徵收前的失眠、焦躁、不安與無奈。另一方面則是年節來臨前的忙碌、歡愉、團聚與盼望。每一個作者都是寫手，都能從看似細微的瑣事、庸常的器物、平凡的臉孔中，看見背後深刻濃厚的情感和意義，讓人因此產生對農村與土地的懷念與相思，也召喚出讀者對傳統人情與價值重新思考。我認為，在「發展」典範全面主宰人類思維的今天，功利的計算與策略性考量已然變成人民的習慣。這時，情感性的召喚與感動可能是衝破這個藩籬更有效的方式與作法。這篇文章能讓人重新思考土地的意義與價值，以及人活著的目的。
除了情感性的召喚與感動之外，這篇田野筆記更穿插居民生命史的耙梳，讓讀者對台灣農民的靈活性格，有清晰而明確的認識。也透過宏觀史料的穿插，勾勒出過去百年來台灣農村的整體圖像。樸素無華的相思寮農民，其實相當完整地活出了台灣農民的積極、主動的處世態度與性格。從日治時期的「會社工」，到1950、60年代的「佃工」或「小農」、再到1970、80年代的「工廠工」或「礦工」，甚至到1990年代以後流移到國外的「綁約工」，台灣農民總是勇敢地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與挑戰，機智而靈活地找出屬於自己的存活方式。縱使在政府對農業極端不友善的政策下，台灣農民還是活了下來。可是到2010年，相思寮農民被迫遷離自己的家園，很多人陷入了失眠、焦慮的狀態。但令人驚訝的是，大部分人仍然拒絕徵收，堅持繼續努力尋求活路與出口。
1、台灣民主化過程已經達到一個層次，對人權、財產權的體會與要求，已經不是政府可以隨便予取予求了。政府徵收手段的粗殘，更激發居民的人權意識。
2、台灣公民社會的基底逐漸形成，社會已經養成一批有意識、具批判能力的「公民」，幫助引發相思寮的反徵收行動。
3、經濟發展超限，破碎的人際關係與生存環境，讓人可以思考、瞭解土地的意義和農村的價值。
4、相思寮特有的反抗傳統，包括日治時期的二林農民抗爭運動，楊儒門（二林人）事件的衝擊。這些二林特有的歷史和人文記憶，對相思寮農民堅持拒絕徵收有沒有發生任何作用？
其次，宴霖與幾篇文章都指出，相思寮雖小，卻與台灣其他地方血脈相連。在1970、80年代，當台灣經濟起飛時，農民往往出外工作，貼補家用。或是外出就業的子弟寄錢回家。這時，農村是被救濟者。但是，在台灣經濟走下坡時，農村扮演者避風港的角色。正如阿洲伯所說的：「外頭工作沒有了，回來至少還有土地，種種東西，還可以活。」我們開始看到農村的韌性，也看到她比城市更能承受風險。而且，除了避風港的角色之外，農村也開始扮演提供者的角色。幾乎每篇文章都提到，相思寮農民種田的一個很重要目的，乃是提供都市回來的兒女米糧或菜蔬等，或是分享左鄰右舍，這些作物，「由一雙手到另一雙手，從一個廚房到另一個廚房，相思寮的土地便如此傳遞養分，生生滋補百十里外的城市。」透過土地，人與人的連帶建立了起來。鄉村與城市也產生了連結。
但是，這裡要指出的是，在經濟危機中，土地的價值才第一次彰顯出來。城市變成是風險的集散地，包括失業、污染、不健康食品都在城市發生，而鄉村則變成解決問題的所在，只有自己土地生產的東西，才讓人安心。似乎，只要擁有一塊土地，就能「安居」，就能抵擋外在的風險。土地是現代人的避風港。這是在經濟起飛的年代所無法想像體會的。因此，在經濟危機中，在環境惡化的年代裡，土地如何獲得新的意義和生命，是一個值的繼續探討的議題。相思寮的農民之所以堅持繼續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可能與這些風險社會的日常經驗有關。如何在田野中更細膩去耙梳這個內在關連，將有助於後續農業運動的開展。
總的來說，這是一系列很有價值的文章，可以引發大家進行價值的反思，讓我們更能看清楚未來的方向。值得繼續鑽研的地方是，嘗試把相思寮當成一個整體，思考為什麼相思寮可以在這種時空中產生這種抗爭行動。幾十年來，在無限制的發展典範下，台灣的農村一個個被撕裂、剷平。但是在過去一、兩年裡，包括相思寮在內的幾個村莊，突然有勇氣拒絕國家的暴力。
這種勇氣是怎樣誕生的？我上述列出四點可以參考。第一、二點是背景因素，第三點是發展典範在近年來所突顯出來的問題，包括氣候變遷、失業、經濟危機、人際關係的疏離、甚至暴力等，社會進入「風險」、甚至是「危機」的狀態，民眾在這種生活下的身體經驗和社會關係，造成怎樣的文明/發展反思呢？這需要更細緻進入田野。當然，相思寮本身所擁有的反抗傳統與歷史記憶，可能也是整個抗爭行動不可或缺的一環。從歷史與發展的角度，更宏觀來思考這個問題，可以讓我們更清楚未來的走向，也會讓運動的方向更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