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上週五（24日）召開公聽會討論如何落實油症受害者的照顧，《靈魂的旅程》導演陳文彬現身會場指出， 32年前事件發生時他才小學三年級，當時班上很多同學身上開始長膿包，而且是全家人一起患病。他指出許多受害者都是城市邊陲的弱勢者，伴隨著當時「客廳即工廠」的生活環境，許多家庭從事電鍍工作，很可能加重毒害，需要政府負起照顧責任。
陳文彬說，他原本並未將此現象與中毒連結，直到日前與《油症‧與毒共存》紀錄片導演蔡崇隆接觸，才發現自己當年身邊有許多受害者。「我有義務提供這段記憶」，讓國家重視他們當年的疏忽與延宕，才能對當初受害、未知的第二三四代負起責任。因此他現身公聽會，支持「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推動的《油症受害者救濟法》（草案） 立法工作。
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的列管資料，目前列冊服務的中毒的第一代受害者有1306人，第二代有210人，分布於18個縣市。但有多少人擔心受到歧視、隱匿病情而不願接受列管，則不得而知。
1979年油症（多氯聯苯、多氯呋喃中毒）事件發生時，陳文彬小學三年級。他回憶道，自己是鹿港人，在城市邊陲「頂番婆」長大，班上很多同學身上開始長膿包，有很重的臭味，後來發現不只是同學，還包括他們的家人。「中毒率非常高，但人人被下令不可談，校長、老師都說不可談論同學的病情，只說是吃了不乾淨的東西。」
頂番婆位在鹿港、和美與彰化市的交界，是所謂「水龍頭的故鄉」，因為電鍍業發達的關係。陳文彬回憶，發病的同學家裡，大部分家裡是做電鍍，「客廳即工廠」，電鍍膜所使用的物質不但很臭、而且很多，這些底層的勞動者接觸到的毒物非常多樣。
「我是警察子弟，家裡吃的是配給油，拿配給券去軍公教福利社換來的。」但是有很多同學家裡為了節省開銷，買了地下油行的油。
如果一開始惠明學校師生中毒的事件能讓政府獲得重視，或許大家就會注意，受害者就不會那麼多。但是當時政府要求他們「不要聲張」，受害者惠明學校前校長陳麗玉如此批評。
根據作家陳昭如在《被遺忘的一九七九——台灣油症事件三十年》著作中整理的大事紀，1980年省衛生處對外宣「80%以上的毒患者經政府免費治療後，都有痊癒的希望」。對此，陳麗玉批評，當時的政府根本就不專業且推卸責任。
陳文彬呼應說，「有些同學到五、六年級，被認為病已經好了，那只是因為臉上沒有症狀了，但我回想有同輩生下的孩子一出生就網膜剝離等病變。」他說，當時是因為很多弱勢的人們、底層的人，犧牲他們的家庭、健康、甚至是第二三代，才成就這樣的經濟；建議國家要有非常清楚的表示，來向受害者致歉，並向未來一代清楚紀錄曾經犯過的錯，「這樣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