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船地球號的啟航（1992/6/1）
號稱自1992年瑞典斯德哥爾摩「Human Habitat」會議以來最重要的一次全球環保會議於1992年6月 3日起展開，此會議有來自世界各地185個地區及國家的代表參加，共涵蓋三種層次：聯合國會員國的官方會議，又稱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其次為國會議員的論壇，以及一萬團體共有三萬人的NGO（非政府組織）民間代表參與的全球論壇 (Global Forum)。國內來的參與者估計有40人以上，除了有三張國會議員論壇的請帖或參加證外，大部份的與會者（包括政府各部門代表一團及民間環保團體及學者 一團）皆參與全球論壇。
宇宙船地球號的概念在互動頻繁、世界變小的情況下再加上「污染沒有國界」的衝擊逐漸形成，具體的行動例如CFCs的 蒙特婁公約卻又因政治因素而打了折扣。另一方面污染製造的速度遠快過於防治的速度，依照「生態學最小法則」：時間變成了稀有元素，「我們同在一艘船上」的 共識被迫形成，這中間我們看到了環境與發展問的各種矛頓與衝突，例如南北對峙，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中污染製造者常是政權擁有者的同義語，因此民間力量的展 現當然更形重要。換言之，NGO的影響力正日漸形成壯大，民間力量就是制衡的力量，它會變成壓力或助力則端賴各國政府的環保政策。
依照聯合國及NGO的主辦單位宣稱，本次會議如果不能達到某些效果，則準備「沈船」作業。因此更凸顯出這一次會議 「生死存亡」的緊急性，宇宙地球號終於啟航了，「台灣小舟」又是如何因應呢？台灣民間代團英文稱為「Taiwan Environmental Coalition」由台北出發經過了25個小時的飛行，於當地時間5月30日早上8時半到達巴西里約熱內盧，特別在搭乘不同航空公司的過程中也感受到 「我們同在一艘船上」的心情，身為主辦國的正式航線（Vairg）居然還設有很大一片的吸煙區，而製造煙霧者居然是我們自己的同胞一來自大陸的參加會議團 體。一方面感嘆巴西政府主辦全世界最重要的環保會議時的「百疏一漏」，另一方面也感到兩岸交流中「環保」亦載舟亦覆舟的可能性。
與巴西共舞（1992/6/2）
隨著地球高峰會議的展開，巴西成為全球焦點，印象中巴西有以下的特色：嘉年華會、足球王國、亞馬遜流域之熱帶雨林、酒精能源等。
如果論到「都市氣氛」，則里約不同於台北街頭上散發緊張及汽油味，這個地球高峰會議的所在都市則充滿了悠閒的味道。沿著主要的大西洋大道行走，各國參與者、當地居民及荷槍實彈的軍警構成一幅有趣的圖畫。
巴西最近被旅行業奉為「搶老外的天堂」，高峰會議及全球論壇參與者無不心裡怕怕，依據高峰會議Times（會議日報）的報導，里約市為了此次世界性會議，所有的警察重新組訓，並展開類似國內「一清專案」，以免因有搶劫而影響巴西的國際形象。
一位計程車司機更明白表示：希望每二年辦一次，里約才有新秩序、新道路及新設施。全球論壇所在地的佛朗明哥公園更是 軍警林立，全力維護參加者的安全，而地球高峰會議的會場由於有131個國家的元首及總理光臨，更將會場及其周遭「割讓」給聯合國2個星期，由聯合國軍隊駐 守並負責「衛戍」。
6月1日早上8時起，各地區「環保舞客」紛紛進場候教，台灣的兩個展示單位分別為191號及405號，民間團體為主 的191號攤位共包括了地球日工作室、新環境基金會、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主婦聯盟及國科會全球變遷研究群代表、國大代表林俊義及陳秀惠等人，所展示的內 容主要為民間社會力如何對抗污染（例如李長榮事件、杜邦事件、反核）及展示生活環保的努力（主婦聯盟推展的隨餐包、購物袋等），而展示的精神在於經濟奇蹟 的背後有環境破壞的劣蹟，不值得第三世界國家來學習。
另一方面405號攤位列由政府單位租用，主要展示台灣島上美麗的畫面，並有一本文圖並茂的台灣報告，敘述了非常「烏托邦」式的美麗遠景，不禁使人想起電影界的導演們曾對在台灣已找不到適合拍片的場景而頭痛不已，因為台灣已滿目瘡夷。
191號的隔壁為西藏的代表，中共曾抗議達賴以及台灣的官方代表參加地球高峰會議而拒絕出席，引起了相當的注目。
環保沒有國界的共識雖逐漸形成，但政治的干涉卻隨時可見，如何在「地下聯合國」一即NGO（非政府組織）中攻城掠地實是走台灣「與巴西共舞」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有民間才有明天（1992/6/3）
民間的NGO所舉辦的全球論壇，在開始數天後，官方地球高峰會議正式開鑼，參加的各國領袖雖然由1972年斯德哥爾 摩會議的2位（瑞典及印度總理）增加至本次的131位，不但意味著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也意味著環境問題不解決演變成政治問題時，恐怕環境及政權都面臨「生 死存亡」。對聯合國而言，它一方面了解民間力量的不可輕忽，另一方面它也對其會員國的難以掌握頗有無力感，因此讓地球高峰會議及全球論壇同場競技，其實是 希望藉著NGO的力量以作為將來衡量民間及政府間制衡及互動的指標。
地球高峰會議由於歧見太深，包袱太重，以致其最後結果並不被看好，特別是南北差距的問題很不好擺平，南半球不但要求 北半球支付環保費用，且要求北半球國家要先作改變（例如消費方式及生活方式），而在簽約時也採取「時間差攻擊」的策略，即南半球要求在簽約年以前有5到 10年的開發權（即環境破壞）。另一方面北半球國家卻別有用心的指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所以南半球豐富的資源要拿出來一同分享，如有不從，強力干預 （(中東美伊戰爭即為例子）。
全球論壇中的國際NGO及社會運動論壇在開幕式中即預測地球高峰會議將會像巴西嘉年華會般：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 彩。因此全球論壇希望民間力量能在此展現，也簽訂和地球高峰會議相對應的民間國際公約，例如地球憲章對應其Agenda2l或里約宣言，一方面希望對各國 政府產生督促力，二方面藉此提昇國際問的民間環保網路。如此的運作方法其實也是綠色思想一草根民主、社會責任，非暴力原則一的實踐。
NGO的環保整合也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思考全球性，行動地方性」的策略再配合區域互動可能是未來幾年內的重點， 誠如各洲代表所陳述的環境問題皆有區域性色彩，非洲由於有許多國家處於貧窮狀況，認為人才是瀕臨絕滅的動物；拉丁美洲則致力於反核及反軍備；亞洲必須先改 變日本，注意污染輸出；歐洲將致力於對付跨國企業；阿拉伯世界認為有和平及人權才有環保；太平洋群島區抗議毒性化學物質傾倒及核子及化武試驗；各地少數民 族及土著代表宣稱土地受侵入，未享有平等的環境權，上述各州代表倒出了那麼多的「垃圾」，不互相支援來處理即將「共死」，因此NGO所強調「共生」的危機 意識，將彙整成一面環保網。
生命之樹環保攤位巡禮（1992/6/4）
全球論壇舉行主要地點為佛朗明哥公園，其中除了服務設施及356個大帳蓬供各非政府組織開會外，就是一個生命之樹的大會象徵以及331個不同的環保攤位。
生命之樹的計劃是為了本次地球高峰會議所作的提升環保意識的一項工作，由事先印好的明信片背面的樹葉空格中填上對自 己及政府的期許，然後集中至會場分國別掛成多串的樹葉，我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對於環保的殷殷期許，但是惟不見台溥來的環保樹葉，只好現場作業，分別以代表 團的子女姓名以「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的心情寫下對自己及政府的期許，彙集了一百葉送交生命之樹也算作了一件小小的環保外交。
經初步調查，在331個環保攤位中，以巴西本國的151個最多，其次為國際性社團及組織90個居次，按著才為外國的 67，區域性13以及「人去樓空」者10個攤位。再就分類而言，331個攤位分類如下：行動型（114）、研究／發展（60）、社會（兒童、貧窮、女性及 少數民族）（39）、教育（38）、其他（25）、出版（18）、宗教（15）、藝術（12）。
台灣的官方代表團攤位以台北經濟及文化中心出現，屬外國其他類，而民間代表攤位屬外國行動型。日本的近10個攤位皆屬外國行動型，例如水俁病聯盟及主婦聯盟等。
縱觀331個環保攤位，特舉出較令人印象深刻者介紹之。
- 挪威的「祖父反核組織」以各地土著的祖父臉譜及其反核心聲作為展示的焦點；
- 國際建築研究所的生態都市展現，一方面對現有都市的批判，另一方面設計出「天人合一」型態的人類聚落；
- 世界政府及世界環保法庭的提倡，迎合「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概念；
- 太陽能煮食器，由一美國加州太陽能科技公司開發推出，可烹煮食物；
- 世界公民護照的申請以打破國界；
- 提倡世界語；
- 瑞典環境研究所開發社區能源系統及熱幫浦；
- 法國開發之各種環保遊戲。
雖然這些攤位當中也有各種商業行為，特別是與巴西亞馬遜河流域有關的各種紀念品為大宗，其餘為賣地球高峰會議相關的 T Shirt、各種書籍及錄影帶等。
但是和各種不同攤位的互動仍具有網路連絡的作用，兩個台灣的攤位佈置簡單且未有商業行為，但每天總有20個參觀者向 民間攤位問及「台潛經濟奇跡」中「富裕中的貧困」的現象，另一方面每天發出1200張的「Yes，Taiwan Cares」的貼紙，也讓台溝「搭便車」在佛朗明哥公園中來回穿梭。
熱鬧中的孤獨一台灣心情（1992/6/5）
台灣自從退出聯合國後，環保資訊尚能接收，但總有不能完全掌握的遺憾，累積了20多年「被遺棄」的經驗，雖然如今有 緣到巴西里約來「遊學」，卻有過其門而不入的不甘願，一方面也凸顯出民間力量的更形重要，二方面也體會到台灣的困難處境，台灣又再次嘗到了「熱鬧中的孤 獨」滋味。
地球高峰會議參加的187個國家和地區中，事實上有10餘國和地區並非聯合國的會員國，這多少表示了台灣受制於中國 大陸的情況，這其中乃出現「政治突圍」及「環保突圍」約兩種話題，就環保而言，台灣經驗放大至世界格局自有其重大意義，這可由台灣來的兩個攤位不約而同對 全球論壇發出二封聲明書中看出端倪，政府代表團（IFP）發出的聲明指出台灣「正經驗」的經濟情況可在世界環保舞台上派上用場，要有永續發展，就必須超越 政治格局，因此呼籲「政治免疫」的全球環保行動參與。另一方面，民間代表團（TEC）所發出的聲明指出台灣「負經驗」一以破壞環境來達到經濟成長（牛仔式 經濟）不足取，應作為第三世界發展的借鏡。
換言之，由於台灣環保的遠離國際社會，台灣經驗所造成的假象應本於誠信原則公諸於世。這二封聲明書是互補的，它們隱 含了進入國際社會是全民的心願，台灣的經濟情況可為世界環保盡一些力，台灣負經驗如果可以傳承，則可直接減少許多「環保殺手」，如此約角色事實上可以在世 界環保舞台上大顯身手，但要找出來適當的切入點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高峰會議已有一明顯傾向指出，美國已不再是環保的領導者，日本將取而代之。由在全球論壇中日本民間代表團的表現也可 預測日本NGO未來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日本有近10個大小攤位，其所「控訴」水候病的系統化正是一種經驗的傳承，這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作風只會 提昇一個國家的形象，因為是一種客觀事情的呈現，並非所謂「告洋狀」，如果我們承認只有一個地球，則台灣不能自外於世界體系。
不管外面的環境多麼惡劣，利用中國生態哲學的觀念，台灣要讓全世界知道：過去40年靠破壞環境來爭取經濟成長是不對 的，靠「好的風水」來成長才是爭千秋、也爭萬世，讓地球的風水有面子不是大家共同的心願嗎？台灣不應在再孤獨地自怨自艾，應該由過去經驗中創造獨特的「台 灣舞步」與世界共舞。
聯合國與黃熱病（1992/6/6）
巴西里約的溫度正逐漸昇高，地球高峰會議的各種活動也熱鬧非凡。首先，「生物多樣性公約」由巴西總統率先簽定，預定開放簽至1993年；國會議員高峰會議也已曲終人散，最主要的成績單是正式成立「國際綠十字」組織；全球論壇則圍繞著經費短缺200萬美金的話題。
在此現場的觀察中，我們發現所謂的「黃熱病現象」，即一方面樂見國內來的立法院長及環保署長能有機會參與國會議員高 峰會議，並且也會有機會參加甫成立的綠十字組織；另一方面卻感到能沾到聯合國一點邊也舉國騰歡的「黃熱病現象」感到憂心，因媒體爭奪戰而造成的單視野現象 表示同情，但把甘霖變成洪水就大可不必了。
我們已進入一個管道社會，台灣必須採取游擊隊而非正規軍的方式來加入國際社會，政治的甜點不可能造就環保大餐，更何 況就本次會議性質而言，地球高峰會議是一個結束一經過數年的磋商決定要不要簽約，國會議員高峰會議是一個插曲，而全球論壇是一個開始一一磋商締結民間公約 及產生環保社會力。體會到此種力量的消長，參與國際社會並不等於加入聯合國，此時此刻，加入聯合國的機會是微乎其微，更何況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何要加入聯 合國，聯合國的表現似乎已無法保障受侵國家的安全，且台灣在退出聯合國以後反而應證了「驚濤駭浪出好水手」，也許我們需要的是「經濟的聯合國」、「環保的 聯合國」而非「政治的聯合國」。
在患了「聯合國黃熱病」之餘，也許我們此次環保串聯中忽略了一些重點：日本未來的官方及NGO中日愈重要的角色、中 共環保政策的取向、台灣如何結合政府及民間的力量（台灣政府代表由於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代表，也畏NGO）創造更多的環保管道，例如全球論壇短缺200萬美 金，台灣是否評估一下「雪中送炭」的行動，會不會被接受都對我方有利。
對整個地球高峰會議最好的詮釋就是它其實是環保教有的化身，由於難得一次，全世界的人都應該稍微發燒，但不應該得到黃熱病。
台灣轉捩點點（1992/6/7）
儘管在官方的地球高峰會議中，台灣可謂沒沒無聞，但是在民間的全球論壇中卻常被「點名」，一方面證明「台灣錢淹腳目」的國際形象，另一方面台灣又被許多國家視為新的環保殺手或污染輸出國，例如中油在巴西亞馬遜河流域的探油開採、華夏公司在菲律賓的石化工廠。
我們在此次NGO的會議中深深體會到「台灣負經驗」已逐漸出名。例如民間國際公約紛紛在定稿之中，可能會有15種將 公佈之，包括地球憲章、全球決策公約、氣候變遷公約等，在各種定稿過程中，「台灣經驗」一再被提及，一方面作為第三世界發展的參考及殷鑑，另一方面企圖找 出一種最少環境破壞的成長模式。
特別在亞洲NGO的各種會議中，台灣常和日本及韓國相提並論，被視為「公害先進國」，在此情況下，台灣、韓國及日本 的民間環保團體認為必須在亞洲地區負起環境守望的責任，因此在今日甫成立的一東亞環境資訊網路中，台灣代表被推為主要的召集人，預定今年12月另在泰國召 開亞洲NGO會議後的一個月，即1993年1月於台北舉行東亞地區各國的工作會報，主要目的在於互相交換訊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心情，希望別國 的公害不要輸入到台灣來，也希望台灣的公害也不要輸出至其他國家。
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台灣自從退出聯合國後，環境資訊就一片空白；另一方面台灣埋頭苦幹，雖然成就了所謂經濟成長，卻也犧牲了自己及一些其他國家的環境，這就難怪亞洲國家的代表會對台灣「點名批鬥」了。
放大格局，開放胸襟，現在正是台灣的轉披點，回想15、20年前，台灣雖然錢少一點，卻甚麼都有，而現在台灣除了有 錢，甚麼都沒有，目前GNP 並不代表真正的生活品質，頂多只有生活實質，而非生活氣質，更何況台灣的貧富差距正日漸擴大，可知環境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都是值得重視的問題，環境破壞導 致生態死（ecocide），貧富差距最後導致社會死（sociocide），台灣正在轉披點上，極需要一套生態成長策略，否則GNP愈高，只會離開已開 發國家愈來愈遠。
環保地球國會（1992/6/8）
地球高峰會議及全球論壇已接近尾聲，嘉年華會的氣氛更因美國總統布希的來到而日漸淡薄，一方面里約為安全理由封鎖了50公里的道路，另一方面接二連三的反布希遊行使得里約有點浮躁。
地球高峰會議會場更挑燈夜戰，希望能對「21世紀議程」達成共識，當然尚有多項在協商（倒不如說交易）中：大氣、生 物科技、生物多樣性及森林原則等。在另外一個戰場，民間全球論壇正在進行一項「嚴肅的遊戲」一締結民間國際公約及成立地球國會，而這正是聯合國所樂見的， 一方面期望民間和政府一齊為環保盡力，另一方面希望藉民間力量來制衡或監督政府的環保業務。
民間國際公約一開始即由締約委員根據草案每天修正，共提出31項公約，開始開放簽署，台灣共簽了15項，包括地球憲 章、全球決策、海洋、婦女、原住民、教有等。說它們是嚴肅的遊戲乃是因為這些公約並未有法律約束力，但卻有道義上的承諾，況且為環保盡力是要讓故鄉的風水 有面子，這更是一種使命感。
為了更進一步推動這31種民間國際公約，國際NGO會議中乃決議成立「地球國會」來從事這些民間國際公約的後續行動方案，共推舉18位代表成立「地球國會籌備委員會」，筆者由於擔任「東亞環境資訊網絡」召集人，因此乃被亞洲NGO會議推薦亞洲代表參加籌備委員會。
地球國會的架構以31個民間國際公約為主，每個公約由每洲選出代表一人，因此共有186位地球國會議員，任期至1995年6月聯合國滿50年時再改選第二任，建立架構後再由各卅NGO會議選出國會議員。
基於環保無國界的理念，地球國會議員所代表者不是國家，而是地球的組成要素（或三十一民間國際公約的實質內容），例如地球國會議員不是台灣或日本代表，而說海洋或能源代表，如此我們才能說，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及「我們同在一條船上」。
沒有土地那有花一台灣座標（1992/6/9）
地球高峰會議如先前預測在「開高走低」下落幕，儘管大會主席在閉幕式上一再強調「明天會更好」，事實上會議期間，地 球環境的監督更因所有環保人士都集中至里約而有了假期，因此導致了600-900種物種的消失，近20萬公頃農地成為沙漠，53萬餘公頃熱帶林也遭破壞。 會場內也每天用了7萬噸的紙（很遺憾未見再生紙的蹤跡），各國環保代表多見一面抽菸，一面暢談環保之奇景，由小看大，地球環境其實不甚樂觀。
依生態最小法則所言：供應最少的元素可以控制整個系統的成長，時間、遠見、共識皆為稀有元素。世界末日鐘及世界各地 的環境警覺時鐘早已指出拯救地球環境的時間正逐漸減少，「一切向錢看」的發展模式模糊了對環保的遠見；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雖耳熟能詳，卻無法拉近「生態子 民」和「士農工商」間的角色距離。在此混沌的世界舞台情境中，台灣自可以由「熱鬧中的孤獨」角色來尋找新座標，將「沒有土地，那有花」作為對此次地球高峰 會議的回應，這中間有很深的涵意。
首先，退出聯合國後的台灣以「驚濤駭浪出好水手」的心情分別造就了台灣正經驗一經濟奇蹟、及台灣負經驗一環境破壞， 國民生產毛額（GNP）常被譏為國民污染毛額（Gross National Pollution），甚至GNP＝NG（黑槍）＋NP（污染）。變成有錢的窮人後的感慨正是「沒有土地，那有花」的寫照，更何況台灣繼日本後已成為新興 污染輸出國，台灣的國際形象就是：「除了有錢，甚麼都沒有。」台灣站在此轉捩點上，理應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心情在南北夾縫中異軍突起，提供第三世 界「生態成長」模式，就是對地球最大的貢獻。
其次，我們已進入所謂的管道社會，進入聯合國並不等於進入國際社會，自不必自陷於「聯合國黃熱病」中，對聯合國而 言，台灣政府也是NGO（非政府組織），如果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正是全世界最有實力的NGO，這個管道就環保而言幾乎不亞於一個「環保聯合國」，藉 學術網路、國際社團（扶輪社等）、宗教團體及國際環保組織等加以經營，將有另一片新天地。
現實而言，「沒有土地，那有花」的新座標，對台灣創造第二個經濟成長的春天也是有利的。如果台灣能掌握先機，開始發 展綠色商品，爭取國內外的環保標章，則此種「生態型」的經濟成長仍是大有可為。理論而言，經濟成長企圖在較短時間內將利益最大化，而環保則希望將長時間的 危害最小化，其中交集乃為「對環境最少的災害即為成長最大的利益」，改變生活方式及推廣綠色商品皆為交集，因此環保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在此轉捩點上， 期許台灣建立「沒有土地，那有花」的新座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