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RCA到中科三期、從台灣到韓國，披著光鮮外衣的高科技產業，員工職災訴訟案例凸顯了政府支持「高科技產業」發展之際，卻未能有嚴格審慎的環境影響評估及監測機制，因此衍生一連串環境健康風險問題，致人民於危機之中。人民眼見公權力不彰，甚至與財團勢力勾結，在此困境中，環境訴訟便成為一道曙光。
地球公民基金會、環境法律人協會即針對台灣近年來的環境訴訟，23日邀請來自韓國三星員工訴訟案的組織者孔政玉（Kong Jeong-Ok）、美國「責任科技國際運動」（ICRT）總召集人Ted Smith分享韓國及美國的運動經驗及訴訟策略，為弱勢的勞工、居民維護環境人權尋找出路。
韓國三星半導體工殤求償 微量長期持續性的化學暴露獲勝訴
1990年代起，美國有超過300名IBM員工因在工作時接觸毒性化學物質，因此紛紛控告IBM及其化學品供應商。IBM前員工的工傷訴訟案件不僅讓廠商付出高額的和解金，也讓IBM內部的一份「公司死亡檔案」（Corporate Mortality File；CMF）在2000年曝光。
美國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Dr. Richard Clapp分析這些資料並做出結論，認為參與製造過程的IBM員工（曾暴露在溶劑與其他化學品中）有較高的比例死於癌症，尤其是腦癌、血癌與腎臟癌。
同樣的高科技產業工傷訴訟也發生在韓國。2007年3月年方21歲的韓國三星半導體廠工人黃于宓死於白血症，大多數以為這是個人因素，只有他的父親存疑。之後透過幾個案例發現罹患血癌、淋巴癌並非個案，而女性工人經期紊亂、流產更是常事，此事使得三星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問題浮上檯面。受害者及家屬陸續向韓國雇傭勞動部所屬的「勞動福祉公團」（簡稱KCOMWEL）申請勞工補償保險的職業病補償。
韓國的雇傭勞動部等同於台灣的勞委會，下設有兩個重要組織，一個是負責徵收以及提供補償的「勞動福祉公團」（簡稱KCOMWEL），而補償與否取決於「產業安全保健研究所」（簡稱OSHRI）所做的調查研究報告。OSHRI的意見認為，白血病相對於半導體工人的風險並沒有顯著關聯，和三星企業自己所做的科學研究意見一致。因此，KCOMWEL在2009年5月決定不予賠償。
在此背景下，SHARPS應聲而出，由受害者以及關注此議題的醫師、律師組成「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Supporters for the Health And Rights of People in the Semiconductor），協助當事人進行職業病求償與電子業職業病防治的倡議工作。2010年決定提公民訴訟，控告韓國政府未做好有毒物質把關，又不願意承認職災。與黃于宓類似處境者，共有5位白血病患者以及1位淋巴癌患者提起訴訟，其中有一位於2010年5月死亡而退出訴訟。今年6月法院一審3名敗訴，但包括黃于宓以及另一位同樣罹患白血病的女性獲得勝訴。
法官判決中指出，原告有舉證的責任，且個人的健康因素應納入考量。在勝訴的判決中顯示，不須精確的證據，法院仍承認長期且持續暴露在微量的有毒物質中會罹癌。至於三星說廠區沒有致癌物，法院認為沒有經過測試，無法證實為真。另外，在通風設備上則認同交互作用導致更多風險。這是韓國法院首次裁定半導體生產線工作環境與白血病有關的判例。
3周後韓國政府對於敗訴的兩個訴訟提出抗告；而敗訴的3位勞工也將提起上訴。孔政玉肯定此次法院的裁決，認為十分先進，也將社會衝擊以及證據都考慮進去了。但他也擔心進入較為保守的高等法院，情況不客觀，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公民訴訟開啟對話機制 跨國合作打破高科技神話
參與中科三期訴訟律師陸詩薇也提出訴訟經驗，與三星勞動者處境相同的是，后里園區的健康風險評估未將既存風險背景值納入。他認為台灣在民主進展還不夠，民眾參與機制也不足，然而公民訴訟卻可達到社會改革以及鞏固民主。
陸詩薇形容中科四期判決為「噩夢判決」，在中科四期訴訟中，原告引用ICESCR（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5號意見，主張農民用水適用邊緣人民使用水權不受污染之主張，法院卻以台灣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為由否決，判決原告敗訴。
無論公民訴訟成或敗，陸詩薇認為都開啟了公民對話的空間，讓事情越討論越清晰。
針對台灣中科三期以及韓國三星半導體的公民訴訟，Ted Smith認為，使用者負起舉證責任不是科學問題，而是道德問題。電子產業使用眾多化學物質，多數未經測試根本不知毒性為何。面臨廠內員工致病，舉證責任不該是員工，而是使用者，也就是使用化學物質的企業，他必須證明使用這些物質未產生毒性，並成為趨勢。
Ted Smith從這兩個案例看到財團與政府互相勾結。他說，無論是園區的勞工或附近的居民都是受影響的人，也是所謂的99%的人口。他批評政府和財團使用科學家做出來的科學證據是垃圾科學，只用來證明自己沒有錯。他套用自己在美國勞工部的朋友所言，高科技只有生產「疑慮」（Doubt）而已。Ted Smith也表示，環保署以及法院不該霸凌老百姓，司法審判應該獨立。
25年前曾為執業律師的Ted Smith，曾在以訴訟尋求環境正義的過程感到沮喪，於是他放棄執業律師的身分，躍身成為環保運動者。他認為律師與環保運動者結合在一起是一股很大的力量，這股力量透過國際合作會議，取得各國的共識，進一步影響聯合國，最後做成有法律約束的決議，而這項工作也逐步實現中。
公民訴訟跨國合作，Ted Smith認為十分可行。他肯定陸詩薇將適用於國內的國際法運用在訴訟中，未來跨國律師可針對訴訟提出意見書，讓小蝦米也有大海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