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改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對於消費者人體健康還有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究竟構成何種影響目前仍然是一個難以確定與高度爭辯的問題。但從市場經濟的角度，此種食物一旦被商品化後，對於農作生產者、科學研發人員，以及貿易輸出國而言，卻是往往可謂「利多於弊」。
每種基改食物都有不同的特性與生長過程，因此難以一概而論「所有的基改食物都不益於消費者的食品安全」。然而，每一種基改食物「都有可能」對於生態環境構成潛在風險或實害。現在的糾結之處在於，「誰」會成為此種不確定風險的優先承擔者？而「誰」又較有能力決定或主導基改食物的風險分配法則？
發展與推廣基改食物背後的驅動力主要構築在研發成功後（特別是能成為上市的產品時）透過專利保障與跨國貿易所能享有的龐大經濟獲利。以美國政府近日對於基改鮭魚的立場為例，或許我們可以多少掌握一點基改食物的箇中端倪。實驗與研發的結果顯擈，透過基因工程讓鮭魚生長時程縮短，但體型卻可以較野生品種大二倍以上。這背後隱藏對飼養業者和科學研發人員可觀的市場利益。然而，此種鮭魚對於消費者的健康和環境的影響是什麼呢？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的文件透漏了耐人尋味的線索。
FDA在去年五月公佈一份環評保告初稿，內容指出基改鮭魚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但原則上僅允許在美國「境外」進行此種基因工程。接著，FDA確認基改鮭魚是可以安全食用的，並強調其與野生鮭魚同樣安全。此外，FDA特別在上述評估報告中強調，沒有統計上顯著的食品安全風險或實害存在於消費此種基改鮭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提及基改鮭魚對於環境的影響時，FDA語代保留地說，在依據《新動物用藥指南》和上述環評報告的規定下，「研發、生產和飼養基改鮭魚將不會對美國境內的環境品質構成顯著影響」。
從上述資訊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基改鮭魚從生產到加工成為可被食用的一系列過程並不會（嚴格來說是不被允許）在美國境內發生。換句話說，基改鮭魚對於其它國家環境的影響如何並不在FDA評估基改食物對環境衝擊為何的考量之內。此意謂什麼？對基改食品可能造成之未可確定的環境風險，美國自己採取了最嚴格的風險預防措施，不讓它的生產與加工流程在本國進行。
相反地，似乎間接鼓勵有意發展此一商品的業者到美國以外的國家投資，再以進口貿易的方式輸入非活體的基改鮭魚食品，力求將基改食物對於本國環境的損害降至最低。至於消費者的食品安全，上述報告則自始即言明，「可以安全食用」。綜觀這一系列的政策立場，健康、環境、市場利益；何種法益價值是政策的核心考量應該甚為明顯。
台灣自1970年代產業大幅轉型後，對黃豆、玉米等雜糧的進口依賴度持續增加，近幾年這些穀物的進口數量中基因改造的比例也越來越高，但目前市場銷售方面的管理機制，特別是標示（labeling）的部分卻還不夠周延。根據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資料，台灣平均每年輸入上述雜糧800萬噸，其中約有9成黃豆；5成玉米是美國的基因改造穀物。而美國對於基改穀物的立場和基改鮭魚極度相似，同樣認為兩者是「實質上等同」的物質。
因此，如果台灣要以保障消費者食品安全為由來提高對於進口基改穀物的審檢標準，就難以避免遭逢類似進口美牛的貿易紛爭與政治衝突。準此，政府也終將必須在國民健康、環境安全與經貿自由化三者間進行困難的選擇與權衡。只是，當情勢顯示，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或是與美方恰談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IFA）是往後幾年的施政重心或不得不為的策略選擇時，食品安全與環境永續似乎是台灣人民在新的一年或往後必須付出的成本與承擔之風險。而有能力決定或主導風險分配法則的是享有國際食品出口貿易的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