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0年代，很多MENA經濟體已無水可用。人口成長讓這些經濟體的糧食和水資源不再安全，到了70年代，整個地區都出現了嚴重的缺水問題。
但如果我把這些事實告知任何一個當時住在當地的人，一定會被指控頭腦有問題。我能想像眾人憤憤不平地呼喊：哪裡有糧食短缺？水龍頭何時流不出水了？缺水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何在？事實上，這樣的場面我無需想像，現實經驗中就常常聽到。
我如何回答？「親愛的兄弟們，你們一直在進口水。」
得到的回應更激烈：「進口水？胡說八道！指給我們看，在哪裡？如何進口？」
以MENA裡人口最多的經濟體埃及為例。埃及自1970年代初期就出現了嚴重缺水現象，但無人知道。埃及面積廣大，大約4％的地方可生產糧食和其他作物。在70年代以前，灌溉地主要是尼羅河岸及其富饒的三角洲。尼羅河低地以外的沙地若有水與其他生產要素，也能生產出作物。70年代初期，埃及嘗試將灌溉面積擴大20％，同時開始進口主食，如小麥及後來的玉米與大豆。擴大灌溉面積的計畫失敗了，但事實證明，貿易是因應缺水問題一項無聲但非常有效的方法。這些進口的糧食都是以明顯的大型船隻運送，顯而易見。但也因為太明顯而有了隱藏效果，埃及人以為他們只是進口糧食，卻看不見其中的虛擬水內容。
所以說，埃及是在進口水。
這並不是刻意或有計畫的作為。讓人驚訝的是，這套解決方法並非源自中東的水政策制定者，而是源自北美與歐洲工業國家的糧食補助。歐洲的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相當有名，甚至可說是惡名昭彰；這可能是歷史上單一最嚴重的市場扭曲案例。任何人稍微觀察即可注意到，目前的全球自由貿易非常不自由，要談公平更是天差地遠。歐盟和美國提供了可觀的貿易與生產補貼，讓他們的農企業(agribusiness)可將大量廉價農產傾銷到其他市場。不論這項政策有多少缺點，但確實提供了誘因，讓缺水國家能進口糧食。這些主食用水極度密集，因此，埃及的政治人物或一般大眾都不知道自己在參與水資源安全維護，以為只是進口廉價糧食—這些水是看不見的。
正如問題本身可能就蘊含了解決之道，而解決方法裡往往也暗藏著未來新問題的種子。國際貿易能帶來糧食與水資源安全，卻不能創造自給自足。而且，國際貿易如此快速且不費力地解決問題，會讓人容易忽略其缺點。容易，而且危險。住在嚴重缺水地區者會對我表現出憤憤不平的自衛反應，就是因為水的進口是無形的。當我說他們在進口水，他們說我有幻覺。事實上，有幻覺的是他們。再談到政治人物，那就涉及生存競爭了。試想像，如果你向選民宣布，你們有缺水問題，表面上擁有糧食與水資源安全，其實是任由其他國家宰割，自給自足只是幻覺，這會有什麼政治後果。試想像這一宣布之後會如何、會引起怎樣的騷動。
政治人物的角色就是與「不確定」共舞，這個醜陋的不速之客是最不受歡迎的舞伴。為了滿足「不確定」的需求，政治人物有時不得不重新安排資源配置，甚至是調整行為。但政治人物要控制「不確定」，永遠要面對無法負擔政治成本的危險。
孜孜不倦的科學家則是在相對確定的概率領域努力，通常都看不見充滿變數與敵意的政治環境。科學家從來不注意是否會被盛重邀請參加光鮮的舞會，因為他太專注在顯微鏡、試管或文字處理器上。
MENA政治人物的行為不過是理性與專業的表現，他們觀察並認為，水資源管理問題並不比十年前更嚴重。對政治人物而言，去掉一個問題就是一件可喜之事，也就有更多的政治資本可抵消善變的「不確定」必然會引起的成本。有什麼誘因能要求政治人物專注在講求防患未然、注重概率、對政治盲目的科學訊息？完全沒有。政治人物與科學家走在兩條平行線上，唯有當社會建立起能夠「進口」虛擬水的多元強健的經濟，藉此達到資源安全時，兩者才可能有交集。經濟多元化是另一個強大的隱形力量。
譯者：張美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