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5歲的華萊士來到南美洲，展開人生最初的冒險，向外探索未知的世界，也向內思考人性的價值。30而立之前，華萊士在南美洲，累積了生命所需的豐盛與挫折。
西半球的探索之旅［1848-1852］：
南美洲尼格羅河的源頭，捕捉亞馬遜傘鳥，思索「有機體演化」
這兩個年青人（華萊士25歲，貝慈23歲），自1848年4月26日離開利物浦，搭乘探險號（Mischief）大型平底船，緩緩駛入愛爾蘭海，往西半球航去。汪洋的壯闊與天空的無際，正如他們兩人的胸懷大志，對前途充滿樂觀。
整整一個月的海上巔簸，華萊士與貝慈於5月26日抵達巴西的薩利納斯港（Salinas），再溯托坎廷斯河（Tocantins）而上，兩日後抵達帕拉港（Para）。兩人登陸，展開新職業的第一天。3000餘公里的熱帶雨林正如連續的綠色高原從港口往內陸舖去，直抵安地斯山山麓，平展在他們的眼前。兩人一同入內採集標本。其後，貝慈在亞馬遜度過終生最有意義的11年，而華萊士則在此待了4年多一點。
這兩人的第一批收穫包括553種鱗翅目（包括400種蝶），450種甲蟲，400種其他目的昆蟲，總共有1300種，計3635份昆蟲標本；有一次10天的採集，就累積了70種鳥類標本。這些標本將運回英國由經紀人史蒂文斯（Samuel Stevens）代為處理。另外，12箱植物標本則送至皇家植物園邱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的威廉．虎克爵士（Sir William Hooker），期望能值10英磅。在採集時，華萊士也仔細地觀察動物行為（覓食）、棲境、分布等。
他們於9月30日回到帕拉港，花了3個月時間整理標本，再度運給史蒂文斯。這些標本非常難得與珍貴，經紀人在《自然史年刊與雜誌》上大登出售廣告。華萊士會指明哪些是值得寫論文的標本。在帕拉時，華萊士與貝慈再度討論到未來的計畫。華萊士打算往尼格羅河（Rio Negro）上游採集，而貝慈希望繼續溯亞馬遜河到索里穆斯（Solimoes）。當年（1848）的10月，華萊士與貝慈分手，各自分別採集。其分手原因迄今不詳，但無不愉快的證明。此時正逢雨季，華萊士抱怨雨天與潮濕不利野外採集，而貝慈則能隨遇而安。兩人的個性差異或許是分手的一個原因。
華萊士在當地目睹了許多同他一般的「異鄉客」，他們為人雖正直仁厚，卻常擁有數10位貧困的奴隸而不覺不妥，這引發了他對人性的重新評論，並種下他對社會正義訴求的種子。他的弟弟赫伯特於1849年7月7日自英國搭船到巴西帕拉港，兄弟倆一起在亞馬遜採集生物標本。華萊士在帕拉待到1850年8月30日，並準備單獨一人溯尼格羅河進往內陸。這段旅程有1100公里，要花12個月的時間，華萊士後來雇了一個狩獵助手以增加人力。
往更上游的亞馬遜河挺進的途中，到了離河口約600多公里的聖塔倫（Santarem），華萊士逐漸對當地人的生活方式與習俗倍感興趣，也戒除許多歐洲人不自覺的習慣。在觀察分布於亞馬遜河的兩岸的生物後，他懷疑大河本身是若干物種的分界缐。
1949年12月30日華萊士繼續溯河，抵達尼格羅河與亞馬遜河的匯流處，再往上約20公里便是巴拉（Barra），即今日的瑪瑙斯（Manaus）。當地的許多人不懂英語與西班牙語，但略懂葡萄牙語，華萊士不得不學習簡單的當地印地安語。
華萊士到亞馬遜河支流之尼格羅河中的小島去捕捉亞馬遜傘鳥，並記錄牠們的行為，這是華萊士到南美洲探險的重要目的之一，其重要性如同他後來到新幾內亞捕捉天堂鳥。他在一週內採集到25隻亞馬遜傘鳥，獵人另外送來一隻活雄鳥，他養了14天，每天餵食香蕉等水果。這是他逐漸從採集者的腳色擴展為一觀察者。這個觀察後來成為他第一篇從亞馬遜送出的論文主題，於1850年7月23日在倫敦動物學學會宣讀，翌年（1851年11月8日）刊在《自然史年報與學刊》。
離開巴拉後，華萊士在南美洲的探險之旅逐漸轉為艱辛，主要是因為溯河而上相當不易，尤其在需要克服一段段大瀑布時最為困難。他們先把大船的貨物與人員換成一條條小舟，並時常需要用人牽拉小舟過河，從此岸到彼岸，如「之」字形在兩岸間往上游挺進。經過八個禮拜後，終於在聖誕節前夕抵達吉阿的諾薩．森奧拉斯（Nossa Senlora de Guia），然而該處的採集並不理想。華萊士繼續往北深入雨林內部，到了塞拉（Serra）山區。在經過9天的探險後，終於捕捉到夢寐以求的安地斯動冠傘鳥（gallo de Serra），或稱岩雞，學名為Rucipola peruviorus。華萊士曾紀錄當時目睹此鳥細軟羽毛之奪目彩麗的一剎那，他頓時不知身置何處。他在當地的捕獲成績很理想，於是又多待了2個月，同時越來越想往更上游的地區繼續探險。他先回到吉阿計畫下次深入雨林的探險。
這趟熱帶雨林的內陸之旅中，他目睹印地安原住民的雨林求生技能、生活習俗、性情與言語、為人處世等，開始改用森林的動態方式與原住民相處，也意識到自已並非自謀生計的標本收集者，而是逐漸走入一個專業的旅行者與充滿潛力的作家。於是，他擬了一個寫作與出版計畫。這次溯尼格羅河後，他要往上游的沃佩斯河（Uarpes或Vaupes）去。他雄心勃勃地要超越前人（歐洲人）的探險步履。
1852年二月，他花了5天，抵達巴西與委內瑞拉的國界科科伊山（Serra of Cocoi），那是50年前洪堡的熱帶雨林終點站－聖卡洛斯（Sao Carlos）。他只要再向前跨一步，在探險的路線上就達到前無古人之舉了。
華萊士在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三國交界的山區－哈維塔（Javita）目睹了一隻黑豹，他正想舉槍之際，才驚覺到上膛的子彈類型不對，若鹵莽扣下板機，可能只會造成傷害而不會致命。他冷靜地判斷這時開槍是不明智的，會是黑豹與他皆輸的結局，所以他不動聲色，靜悄悄地任由牠沒入林中。
他在約200人居住的哈維塔村學習村民的文化。原住民勤奮工作的態度與強烈的社區意識，使他反省自身的工作態度與倫理；相較歐洲人的惡形惡狀、敗德行為及唯物觀，華萊士提醒自己要過著單純、健康、心平氣和的生活方式，要追求非物質上的富有，要擁有心靈上的滿足。
3月時，華萊士抵達此趟旅程最深入上游之地，位於哥倫比亞的穆庫拉（Macura）。他估計應當沒有其他人到過這裡，這次探險計畫已然達成新的紀錄，於是他心滿意足地開始計劃順流而下回到帕拉，打算返回英國。在上游時期的最後數週，他時常發燒，不能採集；此時，華萊士已在亞馬遜區域待了將近4年，可能是旅途的過程中感染的疾病使他的健康出了問題，無法繼續探險。他於7月2日回到帕拉港，不料獲知22歲的小弟赫伯特在去年便已死於黃熱病。他哀痛地到赫伯特的墓地祭悼，並在帕拉訂了船位回國，那是一艘雙桅橫帆船－海倫號。
1852年7月12日，華萊士帶病上船，船上還載了他的許多活標本，分別裝在34個籠子裡，清單中包括5隻猴子、2隻金剛鸚鵡、22隻小鸚鵡、一隻白冠雉，還有許多小型鳥類及一隻他最心愛的馴服的鵎鵼，後來又加了一隻野犬。海倫號起錨的前一晚，鵎鵼飛到甲板上後溺斃，這似乎是一個不祥之兆。
在病榻上的他只能閱讀，航行3個禮拜之後的8月6日早上，船長進艙告知船著火了，請他幫忙查看並想想辦法。火勢雖不太大，但濃煙密布、無法撲滅，救生船也已下水。華萊士衝回客艙，帶走裝衣物的一個小盒、繪好的魚類與棕櫚樹畫作和若干值錢的小東西（如手錶之類）。因為煙霧太濃，他只好留下衣物、日記本、厚厚的手繪稿；他所攜帶的動物也幾乎都不幸罹難，只救起一隻落水的小鸚鵡。
海倫號燒了一整夜，數艘救生艇漂浮在大西洋上，離百慕達還有約1100公里。華萊士當時的心情大概無人能體會，數百盒新物種的美麗標本、草稿、手記及3年最精彩的日記，全都付之一炬或永葬海底，這個不幸成為了華萊士終身的痛苦回憶。大約離百慕達320公里時，一艘既舊且慢又漏水的喬德森號（Jordeson）碰巧經過並救起了他們。華萊士最後終於在1952年10月1日返回英國，為這80天有如夢魘般的航行畫下了句點。
除了採集與探險工作之外，華萊士前往亞馬遜的更大原因是為了研究「生命體演化現象的原因」。加上他曾聽過羅帕特．歐文的「烏托邦社會」概念，故對當地人類社會的演變相當地感興趣，也紀錄了當地的多種語言與文化習俗。對生命體的演化問題，華萊士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 物種播遷受到地理阻隔的控制。
- 物種演化的適應現象受到生態區域的影響超過物種之間的親緣性。
第2點亦即物種演化現象中環境力量超過基因力量，這點也是他後來在《達爾文主義》（Darwinism, 1889）一書中與達爾文本人對演化力量的看法上之差異所在。
他曾經藉由鳥類學、昆蟲學、哺乳類學、魚類學、植物學、地理學的探究，卻仍然找不到「演化的真正機制」...。（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