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百年紀念】華萊士──不朽的科學與人文思想家(七) | 環境資訊中心
深度報導

【逝世百年紀念】華萊士──不朽的科學與人文思想家(七)

2013年12月15日
作者:金恆鑣(前林試所所長、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理事長)

人道泰斗的啟示[一八八O-一九一三]:
針砭時代的社會主義、國土論、女權及經濟

西敏寺內的華萊士勳章,圖片來源:華萊士基金會

1880年代初,華萊士對英國的土地政策、環境保護法律、醫學的流行病防治、勞工運動皆有基進的看法。他傾向社會主義、追求社會正義,鼓吹「人人的機會皆均等」的看法與身體力行,這些都是超時代的看法。他有一本書最能代表他對國有土地的看法:《土地國有化》(Land Nationalization, 1882),並另有《土地國有化之為何與如何》(The “Why” and “How” of Land Nationalization, 1883)以進一步說明他對土地國有論的主張。

這些社會參與的舉動早已遠離博物學的範疇,但華萊士卻樂此不疲。他支持「女性有投票權」、「女性有被選舉權」,反對「優生學」、「貧窮」、「軍國主義」、「帝國霸權制度性的懲罰法則」。在經濟理論上建議採用紙幣、標準、遺產、繼承、信託等論述,在當時都是超級前瞻性的思想。

華萊士自馬來群島返英後,基本上並未遠遊,只去過威爾斯、愛爾蘭與瑞士等地。自他回國後到去世為止,最久的遠遊是到加拿大與美國進行10個月(1886年與1887年之間)的講學,而那時他已是65歲高齡。這趟講學之旅,華萊士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東岸,直到1887年6月5日,他在舊金山的大都會堂給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演講:〈如果人死了,他將會活過來嗎?〉(If A Man Die Shall He Live Again?)這是他談唯靈論最重要的演講。他說若在世是人的唯一生命,即時享樂便會變成為人生追求的唯一目的;誰還會去在乎「公義、真理、無私」,何必關愛「貧困、罹病、有難」的他人;人人都將追求一己之利,並罔顧他人的付出。

在美國的這段時間,華萊士先後與政治領袖、社會顯達、學界菁英見面。例如與美國總統克里夫蘭會面;被尊稱為國家公園之父的約翰.繆爾(John Muir, 1838-1914)則伴他去北美巨杉林(redwood);與史丹佛大學創辦人利蘭.史丹佛(Leland Stanford, 1824-1893)談教育等。直到1887年7月初方束裝返國。

華萊士在這趟北美之行中獲益匪淺,為他的寫作工作倍增了靈感與動力。1889年他完成《達爾文主義》一書,匯集了他在美國的演講內容,成為他此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這段約莫10年的時間(即1880年代到1890年代),華萊士除了致力於生物科學,也繼續積極地參與社會學方面研究,完成150多篇著作,包羅萬象的主題影響當代的演化學、生物地理學與地理學的發展。

時序進入20世紀,華萊士已近80歲高齡,但他在這20世紀的頭10年,撰寫之勤依然令人萬分動容。這段期間他出版了3本書:《人類在宇宙中的定位》(Man’s Place in the Universe, 1904)、《我的一生》(My Life, 1905) 及《生命的世界》(The World of Life, 1909),專題論文則達4000多頁。即使在辭世的那年(1913),華萊士還出版了兩本書:《民主政權的不義》(The Revolt of Democracy, 1913)與《社會環境與道德進步》(Social Environment and Moral Progress, 1913)。

到了1913年夏,華萊士的健康情況漸差,關節炎復發,本想著手寫作的《達爾文與華萊士》(Darwin and Wallace)一書因而遲遲無法動筆。起初他還可坐輪椅去花園,到後來他只能把喜愛的花草種在書房的窗邊,田園的栽植活動陪著他跨越了這個世紀,更伴他走到生命的盡頭。但他在病塌上並不沮喪,仍樂觀地認為自己尚有若干天年可享。但是到了11月2日,他已臥病在床。他吩咐男僕告訴醫生:「時候到了,請你放下臥室的窗簾,算是通知別人。」

1913年11月7日,上午9點25分,華萊士安詳辭世。他原可葬在西敏寺達爾文墓旁,可是家人依華萊士的意願,將他葬在當地的布羅德斯通公墓;但是刻著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大勳章,則於1915年被供奉到了西敏寺內,以永久紀念這一位偉大的博物學家。

華萊士的墓旁立了一段化石樹幹,為一座1億4600萬年前、學名為Protocupressinoxylon purbecksis的准掌鱗杉科(Cheirolepidaceae)喬木。這個化石樹幹象徵著他在熱帶雨林內的探險、他在美國加州的巨杉林與北美紅杉林內的漫步及紀念他對所有生命皆為同一家族的信念。

華萊士雖未能完成正規的大學教育,不過終身獲得無數的至高榮譽,例如都柏林大學與牛津大學都曾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給他。他也獲得倫敦林奈學會授予的達爾文‧華萊士獎章(Darwin-Wallace Medal)及英國皇家學會頒發的最高榮譽-科普里獎章(Copley Medal)。然而,他均未將這些獎項放在心上或掛在口中。他秉持著一貫的謙虛態度,並將其表現在學術與社會地位上。他的學術成就可稱得上是少數的、劃時代的貢獻,也是最偉大的科學與人文思想家,更是值得我們永遠效法與紀念的偉人。(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