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群超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這類的自然資產，將會對未來的經濟成長與榮景扮演重要的角色。若是能進一步得加強相關政策的架構，對經濟轉型的過程多加管理，將能創造出深具效率的經濟。TEEB的研究建立在現存的許多國際行動與報告上，例如聯合國的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指出自然本對人類生存與福祉的重要性。當我們將所有證據拼湊在一起時，我們同時也面臨會反映在政策上的巨大經濟成本。政策造成改變自然資本是個提供人類服務與支持我們經濟的網絡。自然資本對解決許多生態的危機，有巨大的貢獻，這些危機包含氣候變遷、糧食安全、不足的用水。這些危機在被解決的同時，也能消弭貧窮。面對自然資本的議題，沒有一個一體適用的方法，必須因地制宜。但有兩個建議方案，可能可以適用於各種不同的案例。一、政策回應不該只限於環境政策的範圍，而還需要考量不同層面的政策，例如農林漁業、能源、

關心平等議題的決策者可以透過重視自然資源的分配和承認資源的財產權，來從自然界中獲得更多的社會利益。所謂的財產權，不僅是使用權、擁有權、租用權或買賣土地，還包含資源和相對利益的流向，這些因素都會決定資源將如何被使用。從一個平等的觀點來看，公平得分配資源是很重要的。 當我們要管制原本可免費取得的生態系統服務時，我們最好先承認並調整這些服務的價值。在社區中，水源、漁獲和牧場這些資源的使用權，常透過非正式的方式被分配和管理。當外來的介入將改變這些非正式的權利時，決策者要謹慎得評估那些依賴這些服務維生的人們。若是要保育和永續得使用這些服務，重新定義與正式承認這些服務的價值就變得很重要。因為當決策者要使用新的工具，如生態系統服務付費機制(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時，這些服務的價值就會決定了其所能帶來的社會影響。以巴拉圭為例，當巴拉圭以PES來正式評估這些

在使用和保護自然資本時，決策者可同時藉著考慮分配議題，來達到社會與環境目的。這意味著決策者要確保讓「對的人」付帳，而且所謂對的人，還包含地方與全球的層級。這也代表著對產權與使用權的重視，以及可能藉此減緩轉型的陣痛。生物多樣性對鄉村地區的窮人相當重要，他們憑藉當地的生態系統服務與生物多樣性而活，藉此才能獲得糧食、收入、燃料、健康、生活品質與社區支持。根據「窮人的GDP」這樣的指標，就充分得彰顯出鄉村地區人口對自然界的依賴與自然資本對社會帶來的影響。例如，在巴西，若將由平時未列入紀錄、並由森林提供的財務與勞貨都納入國民所得帳時，這些財務與勞貨的價值佔GDP的比例，將從6%提升到17%。窮人總是很容易受害，因為他們取得替代產品與服務的管道，很有可能變得非常困難或是相當昂貴，而他們更難獲得可替代的收入來源。TEEB的期中報告強調了持續性貧窮，和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流失兩者間的關係，並指出後者可

恢復遭破壞的生態系統全球氣候變遷劇烈，暴露出我們正面臨的種種生態危機。欲採取補救措施，避免破壞生態系統固然是最佳的選擇，但若生態系統已遭到破壞，若能適當得對生態系統的復育進行投資，仍可獲得極佳的回饋。根據TEEB在2009年出版的氣候變遷特集，復育紅樹林能對社會帶來的回饋效益，最高可達40%，復育熱帶森林的林地與灌木叢則可達50%，草地可達79%。雖然復育生態系統的回饋比例這麼高，但是要進行這類計畫需要高額的投資，投資金額會因生態系統與破壞程度的差異而不同，而且光是事前的評估作業可能就所費不貲。除了巨額的投資外，另一個要注意的層面是預期效益。復育生態系統可能會損及私人利益，因此政府與公共預算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必須有政府的強力支持，並協調這類復育計畫會影響到各類當事人，才能使復育計畫成功。鹹海就是個典型的案例，在獲得政府的強力承諾與組織性的支持後，鹹海的復育計畫才因而成功。

保留區是保育政策的基石，並能提供各種利益。地球上有將約13.9%的地面，是被超過12萬個保留區覆蓋。海洋保留區也涵蓋了5%的領海，但只有0.5%的公海被劃為保留區。人們常只注意到保留區會為全球帶來利益，其實保留區也會讓當地人獲益。全球有超過十億的人，依靠保留區維生，例如從保留區獲得糧食與燃料。因此，若是能投資保留區，並維護生態系統的運作，必能獲得回饋。保留區能提供不同層級的自然利益：在地的、國家級的、全球性的(見表二)。保留區所帶來的利益，遠遠高於維護保留區的成本，而且遠高於將保留區改為農地等集約土地利用方式帶來的效益(見圖二)。保留區如何帶來利益：特定的案例在巴西亞馬遜河地帶的保留區帶來的地方與國家層級利益，比將保留區用於小型農作用地所帶來的獲益，還高出50%。相較於將土地轉用於畜牧或公園用地，維護保留區將能為巴西總體經濟帶來三倍以上的利潤。在柬埔塞的Ream國家公園，在有效的保護措施基

投資自然資本需要許多經濟部門的支持，並讓我們投資的選項不限於促進經濟成長或永續發展。這是面對氣候變遷危機時深具成本效益的投資，能讓資金更有價值、支持當地經濟、創造就業機會與維持長遠的經濟利益。有許多經濟部門都依賴自然資本而生。此外，生物多樣性也保護人類免於自然災害和確保糧食供應的安全與健康。圖表一說明了靠基因多樣性而發展的經濟部門，至今我們還無法認定生態系統服務潛在的範圍，更不用說要善加運用了。要把自然資本管理好是有可能的，雖然目前仍有許多理由導致缺乏效率的管理，例如以狹義的GDP概念進行決策、欠缺對生態系統價值的認知、不充足的法律架構、難以符合公益的私利、貧乏的治理。若將這些障礙移除，自然能得到好的回饋。若是能將自然資本管理得更好，未來將會獲得更佳的財政回饋。對減緩與適應氣候變遷進行投資為了終止森林遭破壞而實施的綠碳政策可以是個比其他替代方案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來減緩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

為了要將自然資本管理得更好，我們有必要發展測量與監測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和供給服務的能力。若要讓決策者獲知這些資訊，則需更廣泛得進行價值評估、逐步建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的指標，以及將自然資本納入宏觀經濟的指標與會計帳中。我們若無法像測量人為的資產和經濟服務流量那樣，測量自然資本，就無法對自然資本進行監測與管理，有了適當得測量才會有良善得管理。 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進行更好得測量對決策者而言，建立指標非常有用，因為透過指標，決策者可以了解自然資源的現狀和目前影響自然資源的某些趨勢，因而能對自然資源進行更有效的管理與運用。在TEEB D0第三章中，就提供了許多指標與呈現的方法。雖然測量與監測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早已被承認，但現有的資料不只不夠，而且還太雜亂。我們需努力創造能引人注意的指標，來呈現整體的圖像。首先要做的就是呈現物種與人口的趨勢、生態系統和其供給服務的範圍與狀態，以及在現有基

僅憑市場機能是無法瞭解大部分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現存的價格信號最多只能反映像食物、燃料和飲水這些供給服務的價值，而且這些服務的價格通常無法真實呈現。實際上，這些供給服務常繞過市場機制，透過社區共享的方式讓人們享用。 除了觀光等少數特例之外，其他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通常未能反映在市場機制上。會造成這種情況，主要與生態系統服務的性質有關。許多生態系統服務屬於公共財，或具有社會公益性質，可以讓每個人都使用，而且並沒有可與之競爭的服務提供者。此外，生態系統服務帶來的利益，會因不同的時空下不同人的感受而有所差異。會影響生物多樣性的公共或私人決策，多半只會考量像流域保護這類限於特定小範圍地理區內的利益，而常會忽略像糧食與飲水供給這類的公共利益。即使當地民眾的生計已面臨危機，這些決策仍會偏向提升私人利益，例如鼓勵商業性的森林砍伐。此外，決策者常會短視近利，只希望自然資源能持續地供應，最好能超額供應，漁業的

自然資源的流失對經濟造成的直接影響已經被低估，若我們能對那些具有經濟性與社會性意義的自然資本進行評估，就能形成實證基礎，來建立更能達成目標、更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此刻我們面臨生物多樣性流失的危機。就在50年內，物種急速流失中，近3分之2的生態系統服務正在毀損(千禧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2005，註1)。我們在不了解自然資本價值的情況下，坐視這些資源的流失。而且因為自然資本的真正價值並沒有被列入決策考量，並被化約為市場經濟的各種指標，所以在國家與國際的層級上，都缺乏對這種流失的認知。當我們面臨要管理自然資本的急迫性時，可以試著將人類從自然界中獲得的利益視為生態系統服務。這可以成為一個比較有用、明確的觀念，幫助我們建立一個管理自然資本的新方法。生態系統服務所能提供的利益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可以是有形、也可以是無形的，

TEEB的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經濟學研究2007年八大工業國暨新興工業五國在德國波茨坦召開環境部長高峰會，會中決議將進行生物多樣性流失的全球經濟學研究。為了回應此一決議，德國與歐盟執委會決定委託Pavan Sukhdev擔任獨立的研究主持人，進行主題為「生態系暨生物多樣性經濟倡議」 (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的研究計畫，簡稱TEEB。Mr. Sukhdev為曾任職於德意志銀行的資深銀行家，同時也是印度綠色會計（Green Accounting for Indian States Project）與印度環境信託（Green Indian States Trust, GIST）的發起人。TEEB是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主導進行的大規模研究計畫，並獲得歐盟委員會、德國、英國、挪威、荷蘭與瑞典的資助。本系列專欄將介紹此一研究計畫中撰寫給

擔任「大猩猩之年」聯合國大使的瑞德曼（Ian Redmond）呼籲，即將到來的哥本哈根會議應將大猩猩與大象視為非洲雨林議題的重要部分而納入討論。這些大型哺乳類動物對於生態系統而言是關鍵性的物種。 盜獵與棲地破壞是危害這兩種物種最大的威脅，遷移物種保護公約主要目標之一，即是支持現有保護大猩猩棲地的國家行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