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而綠】從憤青到農青──248農學市集李建誠

價值衝擊的憤青階段

建誠從高中起，就對社會議題感興趣，藉由課外讀物了解台灣解嚴前後歷程，上大學後，在社團生活中，廣泛地參與各種社會議題及抗爭活動，同時下鄉訪調，了解基層生活的模樣。2005年，建誠修習學校的「影像社會學」課程，班上同學拍攝以樂生療養院為題材的影片，建誠知道了樂生療養院這塊地方的故事，進而開始參與相關行動，時常與青年樂生聯盟的夥伴開會、舉辦活動。

至於對農業議題的認識，是在2007年，楊儒門出獄後。當時李建誠邀請楊儒門和吳音寧，到學校社團演講，席間吳音寧看著學生們手上的便當，問他們：「你們知道這些食物哪裡來的嗎？」讓建誠印象深刻：「我那時候完全沒想過這種問題耶！不就是學校自助餐廳買來的嗎？」在後來樂生療養院的抗議場合中，楊儒門前來聲援，同樣關心社會議題的李建誠與楊儒門氣味相投、日漸熟稔。

問到建誠為何從「憤青」變成「農青」？他笑說：「套句以前社團的說法，這就是一個辯證的過程」他回想自己從高中滿懷理想抱負，上了大學卻發現，課堂上教授都拿國外的制度來當範例，與他下鄉訪調看見的政治、社會現實完全不同，不禁覺得遙遠而可笑。看見這些困境，大學數年當中，建誠看見不公義、不平等，並在破滅中重構自己對真實的理解，並且選擇用社運抗爭手段，試圖扳回一城。

在他投入樂生療養院保存議題的數年中，建誠比較深入的進入議題脈絡，發現除了抗爭，社會運動也需要理性論述或替代方案，來說服社會大眾。

「其實樂生參與到後來，覺得很疲乏。」除了對大局勢感到無力，建誠也開始對自身在一次次、各種議題的社會運動中，逐漸變成「抗爭機器」的狀態覺得不耐：「我到一個場子，就知道要講什麼話、演什麼行動劇、提出什麼訴求…」他依稀感覺到，自己應該可以更深入地關注一個議題、為它做點什麼。加上離開學校、踏入社會之際，有了自立謀生的需要，建誠的思考漸漸趨向務實。

因緣際會投入農業

不過，這份「務實」在許多人看來，卻是某種「頭殼壞去」的選擇—李建誠竟轉身投入農業。2008年，李建誠服替代役期間，放假就跑到楊儒門在八里的稻田幫忙，並且協助忠孝東路248巷的農夫市集。

「辦市集，剛開始前3個月很想收攤。」市集叫好不叫座，消費者抱著好奇心態前來，以購買實際支持的卻不多，農友得不到收益，熱情也日漸削弱，起初的十幾個攤位，折損一半。但，在團隊的堅持下，仍有農友每周末穩定的露臉，與消費者直接溝通理念，加上大家在市集開伙共餐、搏感情，逐漸拉近消費者與農友的距離。

當市集的知名度漸漸打開、趨向穩定、攤位也日漸飽和，團隊發現農友北上擺攤耗日費時，且收益有限：「即使農友一個禮拜上來3天，他還是有很大比例的產品沒有賣出去」，鑒於農民難以兼顧生產與銷售，市集團隊將收益投入成立固定的店面，並在因緣際會下進入百貨設櫃，進行常態的販售。

目前，團隊共有7個門市據點、約20位夥伴投入，其中店面銷售金額的7成歸農民，3成作為團隊的管銷費用，卻仍需要依靠公部門與民間企業的計劃案，才能慢慢累積拓展據點的資金：「要自立仍有困難。」

以身為度追索答案

因此，李建誠和夥伴們開始設法開發友善農產的加工品，一方面透過與農民契作的方式，讓農民有穩定收入和種植的動力，一方面也為團隊開發新的收入來源，團隊先嘗試在大稻埕259販售無除草劑紅豆熬煮的紅豆湯；最近的新商品則是用本土黃豆製成的豆漿，李建誠說：「我都在忙著煮豆漿、刷鍋子。」

因為經營市集的緣故，建誠開始大量接觸農友，務實內斂的農民，和他過去在學運社團的展現出的不羈與狂放，有很大的反差：「我常常看到農夫賣菜的時候，一塊錢、一塊錢地數，深刻感覺到那份辛苦與踏實。」這樣的內斂感染了建誠，反省到自己過去看似「關心國家大事」，卻離一步一腳印的實踐太遙遠。

建誠依然肯定社運前線同伴的努力與辛苦，但是回到他自己，則選擇了用一種更緩慢的方式，回歸到根本，建誠想用時間去追問的是：農業到底能不能讓人安身立命？「我就覺得不太服氣，想看看有沒有可能翻轉。」

他用親身的經驗，學習感受和同理：「像我現在煮豆漿、刷鍋子超累的，但一天賺到的工錢可能也才1千塊。」現在，建誠看待議題，除了支持第一線的行動之外，並從另一面來思考：「比如我們希望農民不要賣地、農田不要被徵收，但是，換個角度，種田有沒有辦法讓他過生活？還是把農地賣掉，換個老年的棺材本？這情形不是很容易能改變的。」

至於父母親，建誠自嘲因為過去「憤青」時期進出警局、被香港拘留的經驗，他們的驚嚇值早就「破表」，對建誠現在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尚感欣慰，更因為飲食的議題可深可淺，讓建誠和父母有共同話題，還可以偷渡一點社運理念給他們。

以身為度、走入土地的建誠，從2008年走進稻田親身耕作，用身體感受天光風雨、萬物生息，但他更清楚，他的角色不應該以生產為重，而是搭起消費者與農友之間的橋樑。而今煮豆漿、訪農友、辦講座，如是生活，讓他覺得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