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筍、龍葵、過貓、輪胎苦瓜、珍珠洋蔥等樸素的野菜，不只是養生蔬食，更可能是調適氣候變遷、保障糧食安全的關鍵解方。由台灣大學人類系助理教授羅素玫（Alik Nikar）主講，芭樂人類學、TAAZE讀冊生活規劃的系列講座，第一場「當人類學遇上生物多樣性：阿美族與環境共處的智慧」昨（26日）於紀州庵登場。
傳統環境知識的前瞻性
長期在台東阿美族都蘭部落做田野的羅素玫，研究領域包括儀式、性別，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等課題，近年來更從文化人類學的觸角往生態學延伸，進行文化多樣性結合生物多樣性的跨領域探討，更從1998年開始成為都蘭部落年齡組織拉贛駿組的成員。
阿美族的野菜知識，作為一種原住民傳統環境／生態知識的研究方法，她先就人類學脈絡梳理之，說明「傳統生態智慧」（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Ecological Knowledge）根源於兩個研究取向，其一為「民族科學」，另一是「不同民族對自然過程的理解」。又因晚近這兩個研究取向和其他領域、當代問題整合之應用趨勢，例如生態保育、永續發展、環境資源管理等問題，使得傳統生態智慧愈發成為一個成熟的學科領域。
加拿大生態人類學家柏克斯（Friket Berkes）對傳統生態智慧的解釋——乃一個整合式社會生態體系的觀點，則包含世界觀、社會制度、土地與資源管理系統、土地與動植物的地方知識的層次套疊。此外，羅素玫主要以英國人類學者艾倫（Roy Ellen）的定義來介紹傳統生態智慧體系的特徵，比方殊異於普遍性科學的「在地性」——源自於特定的地方、具有一整體經驗，並且是生活在當地的人所生產出來的；礙難用書寫替代、必須以「口述」的方式做傳遞，或是用「想像」和「示範」的方式。
即便到了今天，野菜雖廣受消費者喜愛仍可能被誤讀成「貧窮食物」，又其知識系統非建構成如現代知識般的百科全書，一般人不容易學習，坦言「它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知識，因此，人類學的語言扮演一個中介。」正是羅素玫給自己置身學術研究、部落田野之間的轉譯定位。
草食民族：就是愛吃「苦」
話及十多年前初進田野，深受「苦」的味覺震撼，其實是一段研究「苦」的經驗，羅素玫笑稱。阿美族最擅長利用野菜，且嗜苦為樂，早期央託族人協助調查，卻常不得其門而入，原來採集野菜的地方屬於秘密基地，她們非常重視野生種源，原住民的環境智慧實際把文化多樣性扣連到生物多樣性，在日常生活裡充分運用在地知識，代代相傳守護。
羅素玫並補充幾個田野觀察，像45歲以上多具備一定的野菜知識，但不採神農嚐百草方法，乃承繼過去流傳下來的既有系譜；最重要的原則是絕不取而竭之，需要時才去拿，不排斥他人使用個人領域（對方通常回贈其他野菜或改良工具），一群人共同採集後無論多寡會再均分，若採多了則分享給親友或年齡階級組織等等文化習慣，在在顯現出「分享」的精神及實踐，蘊藏永續發展之思維。
不過，採集亦包括海洋的定義，她指出，「有趣的是，陸地跟潮間帶採集，都是女性的生態知識多過男性，但一到捕魚區，便又是純男性的領域，鮮少女性。」性別分工區隔分明，導致迥異的傳統環境知識系統。
再者，十年前吳雲月出版的《台灣新野菜主義》蔚為經典，時值今日對照，則可發現名稱、地方的差異性，野菜也有流動性，加上面臨外來種的入侵、原生種的消失，野菜復興不只學採、還可以種回來，歷經遷徙、綿延交換，「什麼一定要保留在園裡？」一塊塊生態農園彰顯著民族的飲食偏好，融入新作物之餘尚須保持生物多樣性，一個季節一小塊地平均至少50種以上植物，然「就算田裡已有山蘇，她們依舊外出採集山蘇，總是野外的比較好吃。」她形容。
土地到餐桌 搶救野菜文化承傳
原住民族主體認同的呼聲益發高昂，並積極文化復振，同時，耆老亦凋零迅速，「需要把傳統說得更清楚。」以前族人與自然關係緊密，能辨識食用的野菜超過200種，因求學、工作等因素人口大量外移，鬆脫了連結土地的臍帶，新生代認得的野菜頂多10幾種，「大家很有危機感，體認到再不藉由文字、影像等不同媒介來記錄，這些生態知識就沒了，而傳承如何發揮創意、活力卻仍保持原有的豐富性？」新工具與時俱進、新生代的參與，所可能造成的原貌改變，所有傳統存續面對的挑戰都一樣。
所以，需要對話、展開行動。比如自1995年起在豐年祭（kiluma'an）前辦理青少年、青少女訓練營（Pakalungay），即為社會文化與生態知識的合作，從中帶動各項文化研習，近年來新添野菜採集。
極端氣候之下，原生野菜也難逃受到影響，「很多植物種不好、種不出來。得做更多事情，除了保種，還要能適應未來環境條件。」最後，羅素玫提醒社會變遷演替，都蘭到台東市僅20分鐘車程，交通方便外來新移民踴躍，往昔土地資源部落共享、採集生態多元興盛，今整個山區幾乎私有化，削弱傳統生態智慧的累積，但新移民不乏友善農業，彼此應該多交流，「人與植物的邊界或關係，開放且通達，外來的因子如何留在生命裡，並嘗試同歷史扣合在一起。」共創都蘭的新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