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環境職業醫學專科醫生，原先所關心的主要是工人健康之維護；然而親自參與了核四環境影響評估，才開始注意到核能發電關乎台灣全民以及後代子孫之生命、財產與健康，因此本於基督徒的良心，謹將所知報告人民及政府。
台灣是否應續蓋核四電廠，大家都需要根據事實資料來看誰的論點較有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台電所宣傳要蓋核四廠之理由似是而非，如仔細檢視均站不住腳。本文將從替代性能源、溫室效應、核電廠安全性、廢料處理，最後再論到其經濟性與社會成本，以供參考。
1. 替代性能源
台電之宣傳資料常說核電是唯一的選擇，太陽能電廠需很大土地，各種替代發電方式如何如何貴等等。其實核電絕對有替代方案，除了在適當地點推動開拓小型太陽能、風能、地熱能之使用以取代部分電力外，只要全面增加產電、輸配電和用電的效率，並使電業自由化，讓其他人也可以賣電，台灣根本就不會缺電了。
以產電效率來說，傳統的火力發電廠，發電效率只有三分之一，亦即從燃燒石化燃料所得之能源抽取轉變成電力，只能使用到三分之一。如果改採用複循環，不必加蓋電廠、不必增加任何污染，就可增加30％～40％以上的電力（註1）。所謂複循環就是把一次燃燒之能源發電兩次，以增加其發電效率。例如，有一種複循環式為燃燒產生氣體先推動一組氣渦輪運轉以發電，然後將這些氣體之廢熱再加以回收，用來加熱水產生蒸汽以推動另一組蒸汽渦輪，又發電一次。如此，一石兩鳥，既可提高產電量，又未增加任何污染，各種火力電廠均可作。這些複循環進步型火力發電廠之成本，大多比傳統型（目前台灣在運轉的）還便宜一些。傳統型天然氣發電建廠成本約每千瓦容量760美元，燃煤者為1,600美元。而複循環者天然氣發電每千瓦約400～800美元，燃煤則為1,000～1,700美元（註1，頁87，見表1）。台電雖然已有8個以上火力發電廠已採用複循環，但是尚有1,190萬千瓦的傳統火力發電廠也可以全面改裝或原地改建成複循環發電（見表2）；從最舊最老的深澳火力電廠的機組開始，逐一汰換。如此在未增加任何污染下，就可增加約357～476萬千瓦電力，超過核四電廠原預定的270萬千瓦。這類複循環高效率機組台電至少已有8部機組在運轉（通宵5部、南部3部），並非不可行。
此外，台電喜歡蓋大型電廠，然後再用很長的管線來輸配電，其中至少浪費了6％以上的電力；另有學者估計，台灣輸配電所浪費的電力可達30％。為避免這種不必要的浪費，應該讓電業自由化，使人民可以在各個需要大量電力的工業區蓋小型高效率發電廠（如汽電共生電廠），如此，可節省輸配電的損失。
再以用電效率來說，目前台灣有三分之二的用電是工業用電。根據經建會六年國建計畫的報告，1971年我國每生產一美元的產品，耗電量是日本的1.31倍，1988年則提高到日本的2.64倍，現在約是2倍。兩國都同樣在經濟發展，我們政府的工業政策卻是用環境污染的代價來補貼耗電的工業，像鋼鐵、水泥、石化、造紙等。這種擴張耗電工業政策如果不改變的話，再多的電廠也是不夠的。這點政府和民間都必須改進。未來應考慮收能源稅，就像抽空氣污染防治費，如此用電才不會無窮盡的膨脹。
民生用電也一樣需要提高效率，特別是每個主張反核的人民，更應該率先實行。除了隨手關閉不用之電源外，需注意各種節省能源之消費措施。像購買家電用品時，應該注意選購省電的產品，而廠商也應努力開發此類產品。全面如此做，則省電冰箱比傳統式可節省80％～90％的電力，商業用冷凍系統可省50％，電視可省75％，影印機可省90％，電腦可省95％，電燈至少可省80％～90％（註2）。雖然這些產品剛開始可能貴一些，但做這樣的投資絕對值得。政府也應該全面倡導、鼓勵民眾購買這類產品才對。用電有效率並非要回歸原始人的生活，而是愛護生態環境，把電用在「刀口」上。根據U.P.Colombo及J. Goldemberg的估計，全面能源效率之推廣約可省下43％～69％的能源，如此就可在不增加污染下多出電力來（註3）。
2. 溫室效應之根本解決
台電常說，蓋核電廠是為了解決溫室效應，這個看法其實是在誤導民眾。不錯，1992年6月3～14日的地球高峰會議曾經簽訂氣候綱要公約，呼籲大家抑制溫室氣體的排放。但是，溫室氣體並非只有二氧化碳而已，還有氟氯碳烷、甲烷、氧化亞氮等等。台灣目前還在大量使用氟氯碳烷，而氟氯碳烷的溫室效應強度又是二氧化碳的3,500～7,300倍。根據中興大學環工系莊秉潔教授之報告，1990年台灣地區氟氯碳烷總消費量為6,850公噸，換算為溫室效應，相當於二氧化碳39,365,000公噸，比當年全台灣所有石化燃料電廠所排放二氧化碳之總和34,850,310公噸還多。況且氟氯碳烷早有替代之物，早在1987年蒙特婁公約就被列為必須逐漸淘汰之物，所以應該先管制氟氯碳烷，而不是去蓋核電廠。更何況建核電廠鈾礦開採、提煉與濃縮等都必須使用能源，除役拆廠及掩埋其廢料尚須長期大量使用鋼及水泥，而製造鋼及水泥正是產生二氧化碳的主因呢！
根據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之報告，以單位能量來計算核燃料循環，目前壓水式核電廠所排出的CO2當量，是水力、風力及潮汐發電等再生能源平均的3.7倍。如以高光度照明和隔熱材料的改善，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則核電的CO2排放比提升能源效率大12倍。雖然目前核燃料之CO2排放比石化燃料（如煤及石油）少；但是隨著鈾礦品質的下降，核燃料循環的CO2排出也相對會更增加，理論上提煉低品質的鈾與處理核廢料所排出的CO2，與直接使用石化燃料排放的CO2最後終將相同。負責因應溫室效應的聯合國國際的政府間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PCC），在1995年公佈的研究報告顯示：若欲藉核能發電取代火力發電來緩和氣候變化，則到下個世紀（2100年）全球必須增加10倍的核子反應爐〔核能裝置容量由當時的330GW（Gigawatt，十億瓦）增加到約3,300GW〕。到時候核廢料將累積到630萬公噸。經過再處理後，可產生5千萬至1億公斤的鈽。而只要10公斤的鈽就可以製造一顆足以摧毀一座城市的核子彈。因此，其對人類安全的威脅之大是無法想像的。很顯然的，以擴增核能發電廠來因應溫室效應問題，實無異於飲鴆止渴。
近年來，風能及太陽能等的技術發展，已使其成本大幅降低三至五成。預期未來十年內可再降20％～35％。因此，美、日及西歐等國家，均積極進行風力發電的開發利用。在美國，風力發電廠每年的發電量超過35億度；德國在1990至1995年間風力發電由1,130億度增加到17,000億度（足供德國四百七十多萬戶家庭一年的照明用）；英國在1990至1994年間，每年幾乎成長150％。丹麥政府在1997年10月5日宣布，將在2005年之前，興建500座海上風力發電廠，並預計在2030年底時，風力發電的發電量將達總發電量的50％。就連核電廠非常發達的法國，也一樣是在努力開發再生能源。法國打算十年後使風力發電容量達到500兆瓦。
台灣是個海島，每年約有半年以上的東北季風期，風力資源相當豐富。新竹湖口、關西台地的部分山區、中南部海濱及離島，都很適合風力發電。此外，目前台灣太陽能熱水器的普及率僅2％，遠不如緯度較高之日本的20％。台灣在這方面顯然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根據世界能源委員會（WEC）的預測，到公元2020年，所有再生能源對全球能源供給的貢獻率將達21％；若為了要達成環境永續的情境，則到公元2020年再生能源對滿足全世界能源需求的貢獻率必須提高到30％，其中12％則來自「新的」再生能源。IPCC則預測在2020年，水力、太陽能、風能、海洋能及生質能等再生能源將可提供全球約25％的能源。
由此可見解決溫室效應最根本的方法，一方面要管制氟氯碳烷，一方面要全面推動產電及用電之能源效率，並發展再生能源如風力及太陽能，絕對不是去蓋核電廠。如果台電真的有誠意要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就不會於1994年在大林增設六號機，及1995年以後在台中增設五至八號機組還用低產電效率之單循環機組了。以蓋核電廠來解決溫室效應的說法，只是台電誤導人民的另一明證。
3. 圍阻核輻射之安全性與爐心鎔毀之緊急應變
台電常常宣傳台灣核電廠用多厚之圍阻體且是多重防禦系統，基本上與蘇聯車諾堡設計理念不同，不會發生大爆炸。核電安全用深度防禦的措施來圍阻核輻射固然很好，但是卻不能就此保證沒有問題，因為還會有共同原因失效的情況，而且人為失誤也常難以控制。舉美國Brown Ferry電廠曾經發生的火災來說，經過失火那間房屋之1600條電線全部失效。因此，深度防禦還是有可能發生爐心鎔燬，美國三哩島事件就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台灣屬於地震區，目前核電廠的防震係數，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分別是0.3g、0.4g、0.4g、0.4g，至多可應付六級地震。像1999年921集集大地震在七級以上，防震係數如果不在0.6g以上，用什麼深度防禦都還是無效的。核四廠打算採用的所謂「進步型反應爐」機組目前仍在實驗階段，其安全性堪慮，但台電卻把人民當作白老鼠在實驗，大膽核准興建，實在是罔顧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台電和原子能委員會為了推動核電，講了不少謊話，使得人為失誤更令人擔心。
美國的三哩島事件，台電和原能會常說沒有一人受到輻射傷害，事實上輻射引發白血病至少需要等2年才發病，而其它癌症更需要至少5～10年以上才會發病。1997年一月份的環境健康透視雜誌（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報導北卡州一個流行病學研究群，重新分析1979年以來三哩島周圍16公里居民各種癌症的變化，他們比較1975～1979年（事件發生前）和1979年以後（事件發生後）誘導期較短的各種癌症，分成69個研究地區，結果發現，三哩島周圍居民肺癌、白血病及總體癌症發生率，都隨著所受到的輻射劑量之增加而增加。此外，游離輻射劑量與致癌機率成直線正比，沒有安全劑量；如果是短時間接受高劑量暴露，則其致癌機率約為兩倍。
美國發生三哩島事件時，我個人剛好在美國波士頓求學，每天從電視上密切注意事情的發展，當時在該地區的人員的確有疏散。由於美國地廣人稀，8公里內沒住多少人，然而所有的孕婦、小孩還是都奉命疏散到別處；而8～16公里內的居民，門窗緊閉，隨時待命，視情況準備疏散。原能會常講核能災變疏散區僅為半徑8公里是不對的，必須看情況。車諾堡事故時則是30公里以內均疏散，後來統計污染較嚴重之地區約有1,300村的260萬民眾，其中還包括70萬小孩。甚至到十年後的現在，30公里內幾乎不住任何人，烏克蘭共和國且需提供免費住宅給三百萬災民住；為此原因，他們需把所得稅提高12％（註4）。台灣的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萬一不幸發生爐心鎔毀，核電廠方圓30公里必須疏散的話，根本無處可去。根據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幾位教授於1990年到1991年所做的四次大氣追蹤劑（六氟化硫；SF6）實驗，每次均由核能二廠煙囪位置釋放6個小時的追蹤劑，從上午10時開始釋放，到下午4時停止，以核二廠為圓心，在距離4公里、8公里、16公里及24公里為半徑的圓周上各設10站，總共40個採樣站，逐時吸取空氣樣本。實驗結果發現，最快一次是在2小時左右就到達內湖站。在風速很低的情況下，在6～7小時內也會收到；甚至設在華岡、北投、關渡、汐止、深坑以及石碇等地的採樣站，曾經分別有一兩次收集到大於背景值的SF6。以上結果充分顯示核能一、二廠若發生意外，溢出的輻射物質很可能在2到3小時就傳送到台北及鄰近區域。難怪到目前為止所有緊急應變計畫只能假定發生小規模外洩來演習，無法對爐心鎔毀作實地演練。台灣的經濟發展依賴出口，萬一發生核能災變，產品受到輻射污染，勢必遭全面抵制；台灣經得起這樣的核災嗎？
4. 核能安全之管制與監督
核電營運之全面安全性，需要有一個周全的管制與監督制度及執行之機構。但是根據目前的原子能法，原能會的首要任務是發展核能（註5），管制與監督只是次要功能。核四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註6）在原能會主導下不顧程序正義，不但不准談替代方案與爐心鎔毀之緊急應變，開會到第四次未有任何共識也未投票即逕自宣布以後停開；原能會另外請一批專家學者通過環評報告；同時在1992年（民81年）1月23日一天內同意台電把核四機組從1百萬千瓦改成1百30萬千瓦機組。此外又欺騙民眾，導致發生1600戶以上輻射鋼筋屋、8條輻射馬路、15間輻射學校，還有板新水廠受到大漢溪輻射污染，可能讓人民喝到輻射水等等。根據陽明大學張武修教授的研究發現，受到較高量的輻射之鋼筋屋受害者，其淋巴球之染色體變異產生微核者增加（註7）；又台大醫院內科張天鈞教授的研究也發現，輻射鋼筋屋受害居民中，隨著輻射劑量之增加而甲狀腺異常率亦增加。目前我國採用的是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CRP）1977年之舊標準（註8），根本無法保護人民健康。更令人難過的是，原能會發給各級學校的宣傳墊板上卻都是說有根據ICRP之規定（註9），只不過上面未註明是1977年的標準（註10）。如果根據1990年的標準（註11），其暴露容許量是台灣現行標準的五分之一（見表3）。在這樣球員兼裁判的制度之下，台灣核電廠怎麼會安全呢？
根據台電公司自己的說法，經濟部1991年邀請外國專家評估台電營運管理在十項指標中，有7～8項是優於世界平均值（註12）。很遺憾的，我們從美國輻射管理委員會（NRC）的報告資料上看到的卻是，1990年當年台電六個核能機組所釋出的輻射劑量，平均每個反應爐年超過4人西弗（person-sievert），為美、日、德、法、加、瑞典與台灣等七國同型反應爐中最差的（註13）。以此看來，我國當務之急是修改「原子能法」為「核能管制法」，使原能會不再球員兼裁判，單純作管制，如此方能保障目前三個核能電廠的安全、保護人民健康並挽回政府公信力。
5. 秘雕魚事件
核三廠曾造成珊瑚死亡白化，核二廠曾經發生秘雕魚。秘雕魚的原因究竟單單是溫排水，或有可能來自電廠之輻射及化學污染，到目前尚無定論。本人曾在1991年核四環境影響評估期間，拿到一份台電內部資料，發現磷同位素一個月排放量已超過當時之一年總容許量。當我提出質疑時，原能會楊前處長辯稱是台電計算錯誤。但後來我才知道楊前處長正是輻射鋼筋屋的主要隱瞞者之一。
根據台電的資料，認為秘雕魚的產生只是因為水溫太高；在1993年3月，台電已經改善排水系統，按其自稱，已經解決了溫排水的問題，可是到同年8月30日、8月31日、9月2日、9月16日、10月23日都還有人在核二廠的出水口發現秘雕魚，其畸形率分別是38％、29％、44％、30％、29％（註14，頁60）。
水溫是全世界約440個運轉中的每個核電機組均有的問題，卻只有台灣在排水口發生秘雕魚。目前政府尚未找到真正原因，尚未控制好，卻急於蓋核四廠，並且叫大家像鴕鳥一樣眼睛閉起來，不去面對這問題，到那一天，產生了畸形人怎麼辦？
6. 核廢料遺害萬代子孫
台電的宣傳中把核廢料的處理說成：把會螫人的虎頭蜂固定於琥珀中，這是很大的誤導。首先，發過電之核廢料是具高輻射性之化合物，它們並非生物，將之儲存於不銹鋼筒中，仍是會繼續蛻變而放出α、β或γ等輻射線，所以需要經常地檢測，以免容器已發生破裂而不知，導致放射物溢出，危害到鄰近工人或居民而不知。例如碳14即可以二氧化碳氣體方式溢出。如有容器損毀，必須立即更換以防洩出擴大。此外，台電所極力宣傳有辦法處理，預備運去北韓的其實都只是不含用過核燃料之「低」放射廢料，它的半衰期較短，但也要小心儲存三百年至五百年。事實上，現今的環保趨勢是禁止毒性廢棄物跨國運輸（例如巴賽爾公約），未來國際間的協定與民間環保團體之監督會更嚴格，使台電這種作法被阻止。到目前為止，台電這些低放射廢料輸到國外處理尚未有一件成功過。而真正的「高」輻射廢料都還存放在核一、核二、核三廠的原址，如果發生大地震、颱風等，安全堪慮。
用過的核燃料中，許多化學物的半衰期（其放射性衰變為原來之一半所需的時間）很長（見表4）。毒性大的如鈽239，半衰期為兩萬四千年，因此至少需監測四個半衰期，約十萬年以上，其放射性才能減為原來的十六分之一。如果所有的放射物均考慮，則監測期可能達百萬年。核能工業已存在50年以上了，此類高輻射性廢料卻迄今還是沒有辦法解決。1996年6月號科學的美國人就談到，美國政府準備在域加山（Yucca Mountain）蓋此類山洞處置場，已實驗將近十年了，但由於誰也不敢保證可以萬年以上不發生大問題，因而面臨經費可能無以為繼之困境（註15）。現代的台灣人，等八年蓋好核四電廠之後，享受30年的能源（核電廠的壽命約只有30年），卻讓以後的子孫煩惱十萬年以上，完全不合「愛人如己」及「澤被子孫」的做人倫理。對任何想在台灣長久居住的人而言，如果知道這些真相，也是絕對無法接受的。
7. 核能之經濟性
按台電公司1995年發電成本實績為：核能每度電新台幣0.94元，燃煤也是0.94元，二者相等（註12）。但這是在目前使用ICRP1977年舊標準下之成本。如果根據1990年新標準（見表3），則核能從採鈾礦、提煉燃料、運輸、電廠運轉一直到除役拆廠與廢料處理等，其成本均要提高甚多；這也是所有先進國家除日本外，都不再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蓋核電廠的主因。以核電為主的法國國家電力公司也因此虧損二千億法郎以上。日本蓋核電廠是他們想發展滋生型反應爐(Breeder reactor)，或保存有發展核武的實力。這種以鈽作燃料之核能由於太危險，且鈽之半衰期又很久，英、美、法、俄等核能大國均相繼放棄此類實驗；故全世界原本只剩日本在做，但是日本在1999年也發生重大意外而暫停。我們不發展原子彈，也沒有此類技術，則自然不應作此危險又虧本的生意。以上考量還未包括核電廠跳機所造成限電之成本。根據過去的經驗，限電的原因有三分之二是核電跳機之故。例如從1981年到1988年，206次限電中，135次即是核電跳機所造成的，足見核電並不是一個可靠的能源。蓋更多的核電廠，並不會解決限電的問題。如果萬一發生重大意外事故如爐心鎔毀，其損失更不是可以簡單估計的；台電並未將它估計在其成本中，只假定這種情況絕不會發生（註16）。爐心鎔毀已在核能先進國的美國三哩島與蘇聯車諾堡各發生一次了，台電如此假定很難讓人民信服。如此看來，蓋核四廠等於要求人民用比較貴的錢來買相同的電，又需時時擔心有重大意外，根本不值得。台灣如果全面電業自由化，不讓台電壟斷電業，這種賠錢又危險的生意就不會有人做了。
8. 龐大的社會成本
除了上述有形的損失外，核能不公正的被運用，對本國更造成難以估計的社會成本至少如下：核四廠環境影響評估不顧程序正義，又造成輻射鋼筋屋、秘雕魚等事件，使政府公信力大失。美國等先進國家皆已不再興建新的核電廠，但他們卻把它賣給台灣，台灣儼然成為一個核電殖民地。當初的國民黨政府強行通過興建核四案，使得人民被迫接受核能事故及核廢料所帶來的高風險。此外，興建核四廠違反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因為核能電廠所產生的能源是由住在台灣本島的居民所享用，可是，我們卻將核廢料運往蘭嶼處理，導致蘭嶼居民被聯合國劃分為「環境難民」，這對我國的形象是一大破壞。
總結來說，身為基督徒，我個人在信仰上的領受是：核能固然也是一種可能被使用的能源，但是在使用時可能有爐心鎔毀，造成大量輻射污染外洩危害人體的危險；電廠用了30年之後，它所產生的核廢料又需小心處理，由後代子孫監測十萬年以上來收拾，更何況它如果要作得安全就會比較貴，在台灣目前的能源方案中它應該是排在最後的選擇。因此，鄭重呼籲當電業自由化、所有的替代方案（例如把現有傳統火力電廠換裝成複循環機組）都做過之後，如果還需要更多的電力，那時再來考慮是否需要興建核電廠還不遲；而且可能那時所使用的為核融合能源（註17），而不是像核四這種會產生高輻射廢料的核分裂能源。建議政府立即取消核四溝通小組並停建核四廠，原能會立即改成核管會，並全面推動能源效率。
致謝：本文得到同所詹長權教授、大氣科學系徐光蓉教授及陽明大學張武修教授之指正，特此
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