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間，我們一行人到肯亞行參加全球青年就業高峰會(YES)，並參訪了幾個社區保育組織，得以看到更真實且更深入的非洲問題，在與台灣經驗的分享比較下，我們有以下幾個想法：
社區產業的初衷
不管是KENVO(Kijabe Environment Volunteer)、KEEP(Kakamega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me)或馬賽傳統部落參訪，受訪者都提到，唯有透過社區居民直接的參與，並促成利益分享的機制，才有可能保存生態和文化的多樣性，進而永續經營，而在與David Kuria的會談中，我們問到當社區產業內遇到利益衝突時如何處理，他表示只要有利益，就會有分配所產生的爭執，他們的社區一樣有頑強而拒絕改變的既得利益者，關鍵就在於這個組織是否有更超越的核心價值和信念，如KENVO的初衷很清楚的就是為了保育森林，只要持續對此目標有所建樹，終會贏得社區的認同和正當性。
對於困難重重的社區整合，KENVO發起人David Kuria與我們對談時說：別一直去想究竟會有多少人參與，而是務實專注在已經起作用的事（focus on what works）。爲能整合既有資源做出改變，他將KENVO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必須從事知識的培力，進而創造利益分享的機制，最後完成組織化、制度化的效率管理。Kuria說，與他人發生衝突時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認清社區裡並沒有人希望森林被破壞，大家都是為了生存，問題是如何「幫助他們」，而居民最終會知道自己其實必須仰賴森林資源。
反省台灣的環境運動，常常缺乏在地團體的參與，保育人士多半較關心政策的倡議或開發議題的決策過程，較少深入社區進行長期耕耘，因此常被單純定義為反開發派，而關連到社區居民的常只有回饋金或補償金的發放﹔而當前的許多社區營造例子中，雖然欲發展生態旅遊，卻缺乏由下而上的內部凝聚力、或是一種真正從環境出發的核心關懷，難以將目標落實。KENVO與KEEP的例子說明其實社區可以有更永續而宏觀的參與方式，但看是否對自己所生活的土地有足夠的認知和熱情。
創業與社會責任
台灣社會中由大學商學院及高科技公司透過各種創業競賽和研習，將創業所指涉的內涵縮小，尤其忽略了青年在創業中所應具備的社會責任感(特別是社會投注大量教育資源的菁英）。當然其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就是台灣各種社會問題，大部分變成是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一環，而非由下而上，自社區所自發的改善力量，各種議題如環保、性別、能源等都無法成為青年菁英創業而取得好收入的方式，因而少有人願意投入此領域。
在發展中國家，因為市場小，相對的就業市場也小。許多大學生畢業前就已經看見自己失業的命運，所以自己創業成為唯一的選擇，不要等別人把市場做大，自己來開拓市場。相較於台灣年輕人，談到創業時肯亞當地的青年並沒有露出恐懼的表情，反而表現出躍躍欲試的笑容。
創業一定是為了賺錢，但是我們在這些開發中國家看見賺錢之外，創業其實是找出社會上的需求，然後去解決它，而不只是看市場上什麼好賣，而隨波逐流。例如肯亞的Adopt-a-light公司，看到貧民窟裡因缺乏公共照明而引發許多暴力、意外傷害，於是想出引介企業到貧民窟架廣告燈箱的計畫。燈箱在台灣或許不算什麼，但是在擁擠、漆黑的貧民窟裡，卻是最好的路燈。貧民窟裡的勞工階級人數眾多，對企業來講也是潛在的消費者，使得這項計畫得以順利推動。幾年下來，這樣的計畫讓各地的貧民窟夜晚不再黑暗，無形中避免了許多遺憾。
另外如坦薩尼亞的一間公司，創辦人在大學時發現許多偏遠村落有電腦網路的需求，卻沒有途徑，因此自願扮演仲介者的角色，將這些村落介紹給網路公司，不知不覺中，就創立了公司。成立公司後，他發現自己對於公司法、會計一竅不通，就利用大學的資源，找相關教授請教，如此一來，不用很多的資本，就成功的創業。
KENVO創辦人David Kuria也提到當初KENVO創立的六人小組，很大的初衷也是幫自己尋找就業的機會，透過保育森林和培力社區，他們得到了國際組織的資源和人脈﹔得到了森林、生態的專業知識﹔更贏得地方居民的信任與尊重，他們賺得每一分錢都多少促進了森林的永續經營。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創業青年不會關在教室裡空談管理理論或創業精神，他們從觀察身邊的問題和需求出發，成功找出解決問題，同時又能獲利的空間，創造多方皆贏的局面。相較台灣的創業類型，旨在透過科技的進步延伸變化，切割或合併各種不同的消費需求，我們從不缺乏，卻也感覺從未足夠，企業當獲利後企圖切割自己所做所為和社會責任，透過捐款給團體來作補償，但己身為營利所製造的破壞卻從未停止，社區居民更成為如污染或勞力剝削的直接受害者，無力反擊亦沒有其他出路。台灣缺乏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創業形式，這一切必須先從改變既有的觀念開始﹔創業不一定要有大筆的資金或獨到的管理哲學，而是要靠深入觀察社會上還沒被滿足的需求，找出自己可以切入的利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