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與環保，表面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有環團中人以劉曙為例，提出兩者其實關係密切。
劉曙何許人？應該沒多少香港人認識。她不過就是九十後的內地青年，在大學唸完環保，希望學以致用，和同學在2013年成立蚊型組織「曙光環保公益發展中心」（簡稱「曙光環保」 ），監察當地污染情況。
然而，在2016年10月，25歲的她忽然失蹤。親朋尋訪無果，卻原來小妮子遭長沙市國安局抓走，再以「洩露反間諜工作的國家秘密」為由行政拘留10日。洩露國家機密是何等大的指控，但當局放人後再沒檢控，彷彿一切不曾發生，卻在劉曙身上留下揮之不去的隱型枷鎖。
前幾年，我跟劉曙聊起這些。畢業後她到藥廠上班，收入不錯，可是眼看湖南湘江嚴重污染，決意投身環保。她和團隊走訪多個農村，在土壤和稻穀抽取百多個樣本化驗，寫成湘江重金屬污染調查報告，揭示有土壤的重金屬成分超標715倍。事件曝光後，政府部門當然不高興，省環保廳發來嚴正公函，威脅要取締「曙光環保」。
劉曙是環保科班出身，取樣工作半點不含糊：環保單位做一個採樣點，曙光做三個，過程錄影存證兼有GPS定位記錄，樣本更由獨立第三方認證，加上有學者顧問團背書，讓政府單位無話可說。曙光也明白監督污染工作，不能光靠幾位成員，於是致力培訓公民科學家，教授調查、取樣的方法和步驟，組建出2000多人的民間監督污染網絡，隨時透過社交媒體分發信息及支援。
曙光還大著膽子觸碰全中國最大雄黃礦區爆發的污染問題。在胡亂開採下，這區受砷毒嚴重污染，成為媒體筆下的「癌症村」。在宮廷戲裡，砷是主角飲下的砒霜，回到現實，地方政府逃避沉重的善後責任，苦主成為一眾村民。劉曙團隊花了兩年，對10平方公里的污染之地做調查、與村民做訪談，拍出《砷冤》紀錄片，成功向政府施壓，負起安排村民接受免費醫治的責任。曙光亦辦眾籌，為最有需要的病患提供醫療支援。
任誰都不希望醜事傳千里，所以政府部門對曙光既愛又恨，但劉曙知進退，總是在揭發之餘提出建言，其報告有渠道直達省政府和省人大等。
外地媒體有一個說法，所謂的「洩露國家機密」可能包括污染數據。然而，為什麼出問題的不是污染企業、甚至連帶的利益關係者，而是劉曙？再怎麼說，一個公民「被失蹤」10天，期間無法通知親友、律師，沒問題嗎？
劉曙失蹤的日子，公益圈焦慮得很，怕高調地興師問罪，會為肉隨砧板上的她帶來麻煩，唯有集體在社交媒體發放「劉曙去哪兒？」的帖子，迂迴地提醒當局，事件已經引起公眾關注。
政府不是萬能，需要民間力量共同對應問題。劉曙若果身在香港，其科學、合法度的行事方式，應該會得到大眾稱許。但在深圳河的另一邊，卻成為另一個故事。劉曙的倡議經驗雖被寫成案例，卻幾乎沒有內地出版社肯/敢出。我們在香港習以為常的法治、司法、人權、言論、出版等核心價值，通通變成另一種狀態。
隨著逃犯條例的修訂出台，一國兩制中的「兩制」，界線會否日趨模糊？內地的無形之手能伸幾長？ 多年前，筆者到訪大亞灣核電廠，在廠內發現廠長發出的內部通告，直指有非當值員工在十日內兩度錯按降溫筏門，事件足讓「電廠核安全帶來嚴重潛在影響」。在內地，核電廠及其經營過程被官方列為最高機密，如果事件發生在修訂通過後，我們為保障粵港居民的核安全而揭發事件，算不算洩露國家機密、尋釁滋事？
樂見香港環保工作者發起聯署，提出關注環保議題的同時，亦須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阻上惡法通過，衝擊大家一直信守的價值。聯署指出，這些根基沒了，香港就不是香港，推動可持續發展更是舉步為艱，促請當局撤回草案。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夠相信中國政府和中國式法治，但在追求中國夢的環保路上，不禁要問：我們能否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劉曙離開拘留所後，沉寂多時。今年3月，她在社交媒體如是說：「做一個清醒的，高興的人，好矛盾是不是？這中間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量力而行的去做對的事。」
※ 轉載自惜綠地球〈《逃犯條例》的隱形之手會伸多長？〉
※ 編註：「蚊型組織」意旨針對特定議題的小型團體。參考〈政策倡議模式的終結？〉
參考資料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反送中答問集–你可能會有的17個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