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委會漁業署在7月27日開始預告《試辦漁船運搬沿近海白帶魚管理辦法》，擬允許區漁會統籌漁船主的白帶魚共同運銷、經營白帶魚運搬船，開放運搬船直航中國港口，數量6艘。草案預告後，引起各界討論，或擔心自家脆弱的沿近海無法承受鄰國對白帶魚的資源掠奪，或憂慮台灣消費者將吃不起白帶魚。筆者試著爬梳此問題，盼能藉此機會推動台灣白帶魚漁業管理更往前進。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18年世界漁業年報，白帶魚2016年產量128萬0214噸，2005～2014年平均產量為131萬5337噸，高居世界第13大漁獲。亞洲的東海，是世界重要的白帶魚漁場。
誰是白帶魚？
關心永續海鮮，首先都要問：「我吃的是什麼魚？」在FAO世界漁業年報僅以Trichiurus lepturus統稱，這是1785年所定的學名，台灣稱此中文名為「白帶魚」。兩百年來，科學對帶魚種類的研究與辨認力大增，全球共近40種帶魚。白帶魚大約一到兩年性成熟，成長速度與世代交替速度算快，IUCN列為低危，在中研院的「台灣海鮮選擇指南」網站上，列為建議食用的綠燈。
台灣在東海捕獲大宗有三種：白帶魚（Trichiurus lepturus）、日本帶魚（Trichiurus japonicus）及南海帶魚（Trichiurus nanhaiensis）。其中，「白帶魚」最寬肥，最大體長超過200公分，是台灣人普遍比較喜歡的白帶魚。
而中國沿近海撈捕的帶魚，根據1993年〈中國近海帶魚分種的研究〉一文，也有三種：白帶魚、南海帶魚、短帶魚（Trichiurus brevis），多用拖網撈捕。至於白帶魚是否該如台灣學者再區分為白帶魚與日本帶魚，部分中國分類學學者持不同看法，甚至認為整個東海都是同屬同種。所以，本文暫把中國資料中的東海帶魚、白帶魚與日本帶魚數據一視同仁。
有趣的是，筆者從中國網路美食文章發現，中國饕客似乎偏愛細瘦的日本帶魚，與台灣人喜愛寬肥的白帶魚、或從印尼進口的帶魚，無法一視同仁。
台灣與中國是否捕同一群白帶魚
這科學問題至關重要，因為牽涉到台灣的海洋保育策略。
根據中國《應用海洋學學報》2017年〈中國近海大黃魚和日本帶魚群體數量變動及其資源保護措施探討〉一文指出：「南海帶魚分佈於水深60～100m的外海水域，為定居性海洋魚類；日本帶魚則分佈於水深40ｍ以淺的近海水域，為洄游性海洋魚類，冬季南下越冬洄游。」
此論點似乎呼應了筆者目前所在的海漁基金會近日詢問漁民發現──台灣東北部一支釣漁船和全國各地定置網所捕獲者多為白帶魚──之現象。而台灣南部快速雙拖漁船所獲者，多為日本帶魚與南海帶魚，拖網漁船出海時間多是一日即返。
前述中國文章亦指出：「日本帶魚其地理種群的產卵場分佈範圍較為廣闊，各產卵場的產卵群體也較分散，各產卵群體間的生殖隔離較不明顯，不同帶魚魚種之間，還有可能會產生天然雜交個體。國內一些學者一般都認為，中國近海日本帶魚至少可以劃分為黃渤海、東海－粵東、粵西和北部灣等４個地理種群，其中以東海－粵東地理種群分布範圍最廣。」
若依此論點，則台灣撈捕的白帶魚及日本帶魚，是「東海－粵東」系群。筆者另外也在中國論壇「知乎」找到一幅東海帶魚的生長路徑圖，同樣顯示台灣東北部撈捕的可能就是「東海－粵東」系群。亦即，我們與中國競爭了同一海洋生物資源。
換言之，我們白帶魚族群的健康與否，深受中國漁船撈捕行為的影響。
撈捕白帶魚的大巫、小巫與小小巫
中國在東海捕撈帶魚，於1994年便已達到65萬5300噸歷史高峰。博思數據發布的《2018-2023年中國帶魚市場分析與投資前景研究報告》指出，2015年中國捕撈量為110萬噸，中國國內帶魚消費量114萬噸──抓不夠吃。難怪，有國際貿易投資的誘因！
韓國人愛白帶魚，曾經與日本協議白帶魚撈捕未果，2017也來探詢入漁台灣經濟海域的白帶魚之可能性。根據《水試專訊》專文，日本於日本海及東海之白帶魚漁獲量曾達6萬噸，1980年以後持續減少；2003年為2346噸。韓國白帶魚漁獲量，1983年為15萬2633噸，至2003年減至6萬2861噸。但與中國2002年128萬噸相比，小巫見大巫。
相形之下，台灣是小小巫──台灣漁業統計年報顯示，2017年帶魚屬漁獲量是4843公噸，未揭露的捕撈量包括了娛樂漁船可觀的白帶魚釣獲量。筆者曾聽聞船長估算，台灣帶魚屬年產量約３萬噸。而且筆者相信，隨著台灣漁業署今年開始強化港口查報白帶魚漁獲涵蓋率，海漁基金會正協同漁會在港口全面督促漁船卸魚申報，可以預期這些帳面數據在未來三年，將持續翻倍攀升。然而，這些都不能說明台灣的白帶魚資源量正在好轉或惡化。
畢竟，沒有全面的數據揭露，我們無法深入探討白帶魚資源的保育策略。
因此，筆者肯定漁業署在此白帶魚直航措施預告措施中，要求漁會每月要繳交船團「卸魚聲明書」的立意，草案欲藉此建立撈捕白帶魚的漁船名單與漁獲數據。不過，筆者建議從白帶魚此例開始，仿照歐盟對會員國的卸魚申報要求「12公尺以上漁船，到港後24小時內，須用電子方式繳交卸魚申報。」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電子大數據加上人工智慧的漁業管理計畫，才能更清楚解讀生態訊號。
保育白帶魚，需與中國談
從上述數據發現，全球每年約130萬噸的白帶魚，中國撈走至少110萬噸。台灣小小巫的撈捕量，不到世界或中國的個位數。
我們保育白帶魚的困境，其實也是所有東海跨界魚類的困境，包括東海烏魚、鯖魚和鎖管。所有台灣餐桌上日益減產的東海海鮮，都與中國脫不了關係。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網路影片「新中國成立以來各省地區的GDP排名變化動態圖」，可知江蘇省的GDP在2008年超越了台灣，而浙江省在2011年超越了台灣。中國浙江省舟山群島的漁船一向是撈捕東海白帶魚的主力。
爆增數據，背後的真相
隨著中國北方省份GDP大幅成長，白帶魚消費力也同步上升，台灣竟出現了這樣的社會新聞：2012年1月「宜蘭白帶魚黑幫 強買銷陸賺暴利」與2019年7月「黑道專賣漁獲給中國 更搶百萬白帶魚」。由新聞內文可知，七年來，警方屢次逮捕暴力脅迫漁民、低價搜括白帶魚的黑幫。筆者也曾聽聞，有漁民自己找航運商出口，結果貨櫃車開到高雄，卻當場被一群手持球棒人士攔下，將整個貨櫃打爛。顯見這是一門誘人的貿易生意。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應該做些什麼？
事實上，這份草案中「漁船主共同運銷白帶魚」制度若上路，立即受影響、最跳腳的，大概就是長期把持白帶魚銷售的既得利益者。筆者料想政府此番欲藉由降低每公斤約24元運費的誘因，嘗試將過去用各種管道走私出去的漁獲，吸引過來政府這裡接受集中管理，並藉此掌握數據。某方面或許也可以保護漁民。
至於財政部的白帶魚出口數據為何在過去三年激增呢？筆者長期督促海巡署嚴查走私，認為這可能跟過去幾年，許多走私漁船及通往中國的地下管道逐漸被關閉，因而被迫循正當管道報關有關。輸出的白帶魚量，恐怕在前述2012年新聞報導黑道介入時，就已相當巨大。現在的出口數據恐怕還不是全部的真實輸出量。
因此，未來幾年，如同漁獲申報量的翻倍暴增不能代表海洋生物文藝復興，出口數據起伏的背後意義，也需深入剖析，很難馬上下定論。
過度撈捕的憂慮
這是筆者與所有保育團體所共同憂慮與關切的。然而，釣白帶魚相當靠個人實力，據筆者瞭解，有人幾年前在台灣北部投資購買兩艘漁船，但最近已認賠數百萬元殺出退股；聽說是撈捕能力不好、白帶魚沒有想像中好釣與好賺。
因此，筆者建議政府藉由此次措施，創設白帶魚漁船的漁捕能力監控方法，例如要求漁船實名登記、定時更新「釣桿數、鈎數或下網次數」。讓漁業管理者與海洋科學家，多一道解讀與管控過度撈捕危機的預警數據。
國際談判的自我準備
無論如何，海洋野味是地球母親限量發行的，而限量是殘酷的。理想上，台灣若想永續捕獲白帶魚，對於東海白帶魚產卵場的保護措施與每年撈捕量的限制，應該與中國有一個兩岸共管的平台機制存在。
但在躍上談判桌前，需有相當的準備，尤其是展現國力。漁獲量配額對魚群與漁民都有好處，但國際海洋法所建構的遊戲機制是肌肉對肌肉的，未來，如果我們認為白帶魚是台灣的國民餐桌魚，我們要主張台灣在東海有權撈捕白帶魚、多少「配額」，必然都得建構在持續發生的撈捕事實與漁獲數據上。儘管這樣的國際遊戲規則，總令保育人士左右為難。
因此，現在漁業署預告的白帶魚漁船直航草案，或許給旅居台灣的白帶魚族群帶來傾銷中國的生態壓力，但也正是整頓自家步伐、迎向未來可能的白帶魚漁業談判的時機。
同樣，台灣政府應該立即在2020年，展開東北部白帶魚的海洋科學研究！面對中國搶魚的來勢洶洶，我們已經沒有再拖延的時間了。筆者所有找到的東海白帶魚研究，多數是中國論文。但白帶魚是台灣非常重要的經濟魚種，戰後70年來，我們完全沒有東海帶魚的研究，尤其是系群、產卵場、成長季節等，台灣政府把2020年的海洋漁業研究經費刪得相當嚴重，應該再添回去給白帶魚。
糧食正義，公民監督
筆者近日詢問許多港口收購拖網或一支釣白帶魚價格，一公斤約100至400元；定置網一公斤約170至200元。驚訝發現價格不若想像中那麼高不可攀，與消費者在自助餐看到的昂貴價格，有相當大落差。顯見過去的盤商從中賺了不少，這不也正是台灣農業面對的困境嗎？
因此，筆者建議，這份法案必須確保由漁業署與「第三方海洋團體」共同督導草案中報名經營「漁船主共同產銷制度」的漁會，保留相當數量的白帶魚，直銷台灣零售通路及餐廳，藉此讓國人享有平價白帶魚，實現「糧食正義」。
體質調整期──持續支持網具轉型一支釣
白帶魚，是一道非常複雜的課題，交織著跨國的海洋保育、國內的糧食正義及漁業產業永續。未來十年，是台灣漁業體質調整的最重要黃金時期。
面對中國在全球的資源掠奪，筆者認為，此時還不是限制一支釣釣獲白帶魚的時機，我們更急的是鼓勵所有一支釣業者與休閒釣客，全面申報白帶魚數量。
筆者長期推動海洋保育，呼籲刺網退出近岸三浬與拖網漁業轉型，而轉型的最佳選擇是：一支釣。而一支釣的最佳漁獲包含白帶魚。因此，如果我們將全輿圖拉遠、視角升高、時間軸拉長，就會發現：台灣此刻立即要做的，是重整白帶魚的管理與輸銷管道，讓拖網、刺網漁民看到誘因，放棄原本撈捕力強大的漁法，進入一支釣產業。
等整個台灣漁業體質調整到一個段落，例如筆者長期呼籲，台灣沿近海總經常作業漁船數量應從收購退場、轉型竿釣、招募青年漁民、重整漁業執照等各種手段，將兩萬艘減到八千艘（比台灣海域還大的挪威，全國漁船數量僅六千艘，船數每年減少，但挪威漁民個人收入每年上升，避免僧多粥少），搭配白帶魚具體的研究成果，才能我們判斷下一步的行動。
最後，政府若能在卸魚申報資料基礎上，積極建構一個大數據x人工智慧的管理計畫、強化漁獲努力量的監控、投入科研經費、第三方參與漁船主共同產銷架構，筆者預計三到五年，我們應該能以更好的政策討論品質，再次檢視白帶魚這堂課的考驗，也更能夠在保護海洋、實踐糧食正義與適度尊重商業市場中，運籌帷幄得更如魚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