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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下雜魚,中國在水產養殖中推廣配合飼料

2022年12月12日
轉載自中外對話;文: 張春(中外對話資深研究員)

從2021年開始的「配合飼料替代幼雜魚行動」,讓中國不斷增長的水產養殖有了更綠的可能。

圖片來源:Alamy

圖片來源:Alamy

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資訊,在2021年參與使用配合飼料[1]的養殖試驗基地,幼雜魚(下雜魚)[2]的替代率平均達到了77%,在大口黑鱸的養殖中甚至高達94%。專家認為,通過飼料替代,個別魚類每單位消耗的下雜魚,相比常規養殖可以減少一半。

下雜魚,是漁獲物中因個體小、價值低而無法直接食用或用於食品加工的那魚種,主要用作魚粉、魚油加工,或是直接投餵給養殖魚類。在這些漁獲物中,各種經濟魚類的幼魚常常佔著不小的比例,捕撈下雜魚既透支了魚類資源,也破壞了海洋食物鏈基礎和生態系統穩定性。

過去十多年,中國在水產養殖中減少下雜魚的呼籲和行動在增加。此次農業部首次統一規劃的配合飼料替代試驗和推廣,主要納入大黃魚、花鱸、大口黑鱸等下雜魚使用較高的品種養殖。這些魚類目前在投餌養殖總量中佔比不大,但增加同樣的體重所消耗的蛋白質遠高於一般魚類。

配合飼料,既能夠透過替代性植物當原料以減少漁業資源使用,也可以用更少投入養出更多的魚。不過,更長久來看,持續減少源於下雜魚的魚粉、魚油使用,才是保護海洋漁業資源終極方案。

養殖驅動的下雜魚捕撈

下雜魚最初並不是捕撈目標,它們是「混獲」,或是被視為沒有經濟價值的「垃圾魚」。自上世紀80年代全球水產養殖業起飛開始,這些漁獲及由其加工的魚粉、魚油開始大量用於養殖,「後就有了需求,對魚粉、魚油的巨大需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漁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馬里亞(Rashid Sumalia)教授告訴中外對話,「我們甚至千里迢迢專門去撈這些魚,因為有了市場。」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20年世界漁業和水產養殖狀況》報告,經過了1994年3000萬噸的高峰之後,2018年全球用於魚粉、魚油加工的魚類為1800萬噸,另有數百萬噸用於水產養殖、畜牧和毛皮動物等的直接投餵。

中國養殖業的興起,要到90年代中後期。1998年的FAO報告曾提及,在人口眾多的亞洲地區,捕撈漁獲未被消費,以及用於水產養殖飼料的情況很少見。但以中國、越南為代表的亞洲水產養殖業很快發展,目前貢獻了全球近九成水產養殖產出。2020年中國水產養殖產量比1998年多出三倍,佔世界總產量的六成。

雖然中國有大量的養殖品項並不需要投餌或投餌很少,但為了養活產出佔比近半的投餌魚類和甲殼類,僅中國海域就要提供數百萬噸下雜魚。中國目前還沒有對下雜魚捕撈量以及直接投餵量的統計。一份針對中國下雜魚捕撈的研究通過調查研究計算得出,2016年中國飼料級魚的捕撈量為460萬噸,佔當年中國有統計的海洋漁業捕撈總量的35%,並主要用於直接投餵。

「國家肯定意識到這是個問題」 水產養殖管理委員會(ASC)中國區經理方清說,一些生態危害較大的漁具在中國禁而不止,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捕撈上來的下雜魚始終有市場。2018年後,中國有了政策限制15種經濟魚類捕撈尺寸,並規定下雜魚捕撈佔比到2020年下降至20%。

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根據英屬哥倫比亞大學2017年的一份研究,包括美國、挪威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有下雜魚投餵的習慣,不過在上世紀90年代到2010年期間,亞洲地區下雜魚直接投餵比例上升最明顯,佔上岸漁獲物總量的比例最高。

替換下雜魚

2019年初,中國農業農村部提出要推動中國水產養殖綠色發展,並提及要用配合飼料替代下雜魚;到2021年4月,多個省份在更具體的行動計劃下啟動配合飼料替代示範區。

配合飼料,就是混合了魚粉魚油以及小麥粉、豆粕、植物油等材料的加工飼料。根據養殖魚類及其生活階段不同,添加的魚粉、魚油比例可能不同。據方清介紹,大黃魚這樣的肉食魚類,在生命週期中的特定階段需要攝食的肉類蛋白極多,對特定營養素有需求且相應的生長、生理反應也很複雜,因此對配合飼料研發的要求也更高。

水產行業用「魚進魚出比」(FIFO)來量化海洋材料在水產養殖中的效率,比值越小,單位產出消耗的海洋材料越少。一份發佈於2020年的研究顯示,由於配合飼料的使用和魚粉魚油的配比下降,鮭魚和鱒魚養殖目前可以實現FIFO接近1,即增重一斤,只需要消耗一斤的海洋漁業材料——而若全部餵食下雜魚,它們的FIFO將與大黃魚相當。

根據上海海洋大學講師張文博博士等人的研究,當前中國大黃魚常規養殖的FIFO仍然超過6,這主要因為對漁民而言,下雜魚直接投餵的養殖效益仍然是相比較高的。方清告訴中外對話,大黃魚養殖中直接投餵的下雜魚很多沒被吃掉,浪費了,然後沉積到海底或者分解成為污染源;這些下雜魚的腐敗物質也加劇了養殖區域內的微生物和病害風險。

推廣配合飼料替代,有助於降低水產養殖的FIFO值。這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減少下雜魚的使用,二是提高餌料的轉化率。

浙江在這兩方面都走在前面。自2016年開始通過在禁漁期關停魚粉廠、限制下雜魚捕撈佔比,並結合配合飼料使用,浙江在「十三五」期間共在逾71萬畝養殖區內減少下雜魚使用83.5萬噸。「浙江大口黑鱸養殖之前是下雜魚投餵為主,這兩年基本都改成飼料了。」張文博說,按照他的估算,浙江大口黑鱸養殖的FIFO能減少到1.5。這個數據,比他此前參與估算的2016年大口黑鱸的FIFO全國平均水平降低了一半還多。

限制、減少下雜魚利用在中國並不容易。中國是多魚種捕撈,漁具多樣漁船眾多,而且在基層缺乏對漁船和漁民有約束力的行業自律組織,管理相對困難。浙江的成績也要歸功於祭出嚴格的地方規定。「沒有任何一個成熟的經驗,可供中國借鑒。」方清說。除了立法強化下雜魚捕撈監督,他也建議提升更合魚類口味的飼料研發,以及在市場端區分用飼料和下雜魚投餵的產品以引導消費者。

提高海洋原料使用效率

配合飼料的使用並不是終點。至少在目前,魚粉、魚油在飼料中仍然必不可少。全球魚粉、魚油的供應在2000年以來下降至相對穩定水準,而水產養殖飼料需求卻在持續增加,這就要求水產養殖業持續研發魚粉、魚油添加更少、且轉化率有保障的飼料。

計劃大幅提升鮭魚養殖產量的挪威,慮及魚粉、魚油以及植物原料供應的變數,就在研究如何從海洋中層魚類、海洋藻類、養殖昆蟲等管道滿足養殖魚類的營養需求,以保障飼料轉化率。更徹底的方案,是完全不添加魚粉的素魚飼料研發,當然目前這只適用於少數魚類。

「大宗飼料原料中價格最高的成分就是魚粉。只要魚粉配比能夠降低,就是降低成本的最好方式。」張文博針對中國養殖業的現狀指出,魚粉一噸1萬左右人民幣,其他麥麩、豆粕等則是從1~2000到3~4000不等。「影響飼料轉化率的還有養殖模式,飼料配方優化,遺傳育種,即選育更適合投餵配合飼料養殖的品種」,他說。這些方面中國的技術和研發沒有養殖品類單一的挪威等國那麼集中,但是近年也在持續推進,並在「十四五」規劃中明確了相應的發展目標。

中國提升魚粉、魚油的利用率,對均衡世界魚粉需求及幼魚資源養護也有幫助。中國是世界最大的魚粉消費國,其中水產養殖業魚粉需求佔大頭,其次是養豬。

不過中國每年自產魚粉只40- 70萬噸左右,遠不能滿足需求。2017年以來魚粉進口量維持在140萬噸左右,2021年猛增至182萬噸,有專家認為和當年國內豬隻養殖恢復有關,增量主要來自美洲、亞洲國家。張文博介紹,中國進口的魚粉主要產自專用於生產魚粉、魚油的餌料魚(forage fish),秘魯是最主要進口國,下雜魚(trash fish)生產的魚粉較少。「近年從越南、泰國進口的副產品加工魚粉也在增加。」他說。

下雜魚捕撈,越少越好

減少下雜魚使用,不僅是為了漁業和養殖業的永續發展,也為守護已經極為脆弱的海洋生態系統。在中國渤海捕撈的漁船,1959年一網每小時平均可以收穫420公斤漁獲,1993年是30公斤,1998到2011年間只有8公斤。上述關於中國下雜魚捕撈的研究認為,海洋捕撈產量的長期穩定上升,掩蓋了生物量下降、海洋漁獲物最終用途轉變等趨勢。

由此導致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的損失,則無法用金錢衡量。漁業需要的不只是產量,青島海研會理事長王松林把這比喻為集郵:「同樣集了100張郵票,100張一樣的和100張不一樣的,票面價值可以一樣,但是歷史文化價值就差遠了。」他說,「漁業發展追求的,是生態、經濟、社會效益的那個平衡點。」

近年來重視生態系統的漁業管理思路,已經在中國應用。除了積極用配合飼料替代下雜魚,在部分省份已經開始執行的海洋漁業資源養護補貼中,珍稀水生動物保護和下雜魚捕撈比例限制,已經成為補貼發放的考核標準之一。

不只中國,幼魚保護對於全球海洋生態系統來說都至關重要。「如果從經濟和生態成本來看,你不會想要撈這些魚。整個社會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蘇馬里亞說,不過畢竟有人還要靠它們生活,「我能告訴你的就是我們需要減少下雜魚捕撈,越少越好。」

註釋

[1] 配合飼料(compound feed)通常是包含動物和植物成份,以及添加營養素(如維生素)的混合物。對於含有魚粉和魚油的水產飼料,常見的添加劑有大豆蛋白、小麥蛋白粉和玉米蛋白粉。

[2] 下雜魚,中國稱幼雜魚。主要是指非刻意被漁具捕獲、非目標魚種,因屬於非刻意的被撈捕,常被當成其他養殖魚的飼料。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知識入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