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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印度,尋找牛糞傳奇(一)

2007年10月23日
作者:陳思穎、戴惠莉(綠色陣線協會)

編按:綠色陣線協會於今(2007)年9月中旬參訪印度 Navdanya基金會、參與工作坊與種子銀行,與生態女性主義者席娃博士(Vandana Shiva)交流。本報特邀請參與人員分享此行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心得,另有二篇將於10/30、11/6刊載。

Navdanya基金會背景簡介

Navdanya基金會(九種基金會)的前身為印度科學科技與生態研究所之下的一個計畫,由國際知名的席娃博士(Vandana Shiva)所主持,目的在提供環境運動更多直接的支持。1984年,因察覺慣行農業生產型態有全面改變之必要,於是正式發展為以農業為關懷主題的基金會。

圖片來源:Navdanya基金會

Navdanya的意思是九種種子,象徵著維持印度人民生活的九類重要糧食作物,此基金會正是為了研究對大自然最具包容力、不破壞生物多樣性、可以保護土地和小農的農耕方式而誕生。他們的生物多樣性保存計畫旨在支持地方上的農夫,拯救那些被迫面對絕種命運的作物和植物,並且讓他們可以透過直接行銷的方式被購買。

Navdanya積極促進在地原生知識與文化的再活化,它讓大眾意識到基因工程可能帶來的危害,並且捍衛人類共享的知識以及對糧食的基本權利,使之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受跨國大企業的生物剽竊行為所危害。

這個基金會擁有自己的種子銀行與有機農場,後者位於北印度德拉東(Dehra Dun)附近的杜恩谷地(Doon Valley),是我們去印度的主要目的地。

席娃博士及Navdanya基金會的核心關懷

A.種子戰爭

農業全球化徹底違反了食物與人權相關的每個面向,在世界上的每個地方,糧食的產量和種類都越來越少,貧窮與飢餓的人們能夠得到的也越來越少,越來越多農民們在農地上找不到立足之地,而且如果考慮到食物的安全和營養,甚至連消費者們的糧食安全都成問題。

長久以來,印度農夫一直守護著生長了各類作物的農地,他們種植了超過三萬種不同品種的稻米;然而在生物科技被綠色革命強迫普及化之後,很多地區被限制只能進行稻米的單一栽培;其結果是,大部分多樣化的原生種稻米正走向絕種之途。印度稻米正面臨的命運也是其他許多種作物所面臨的,尤其是「窮人的作物」,因為「全球市場」並不需要它們;但是這些作物對當地的維生經濟而言卻非常重要。當農夫採用了綠色革命的現金作物之後,矮種小麥、黑胡椒、黃瓜、蛾豆之類的眾多品種都受到威脅,就算鄉民們已經認識到原生種作物的韌性,但是當他們理解這點的時候,這些作物卻已經沒有人在種、也無法取得了。這樣的結果,無疑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脅。

受到甘地不合作運動所啟發,九種基金會發起對抗種子法和專利法的運動──種子的不合作運動,因為像這樣的法律,旨在使種子的分享和保存變成犯罪,然而,這難道不是地球上所有人們都該享有的權利嗎?這些法律將種子視為孟山都等跨國公司的財產,並且迫使人們為這些應該屬於全體人類的種子支付使用費。

故此,Navdanya發起的運動,要求印度法律切勿將種子和食物的專利權合法化,並呼籲智慧財產權組織排除種子和食物的專利。藉著「種子主權獨立運動」,九種基金會想要保衛不受跨國企業宰制地自由保存種子、自由種植食物的自主權。人們從自然界以及祖先手中獲得生物多樣性以及種子,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禮物,所以席娃博士希望透過「種子主權獨立運動」保護豐富的生物遺產,以及保存和交換種子的基本自由。

Navdanya基金會是種子保存運動的先鋒,而種子保存是一個因應農業生物多樣性危機而展開的運動,為了促進以多樣性為基礎的生態農業、生態經濟與食物安全而努力。他們瞭解到,想要保護農業生物多樣性,如果沒有社區的參與是不可能成功的;很多社區對於構成永續農業基礎的動植物都有保護與發展之功,他們也積極鼓勵合作的同伴們成為自給自足的社區,這能夠忠實體現種子自主權的理念。

B.生物多樣性戰爭

Navdanya德里辦公室書架上的出版品1984年是充滿悲劇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印度總理被暗殺的事件,也是博帕爾農藥化學工廠爆炸,造成3,000人死亡,以及旁遮普省遭乾旱肆虐,證明綠色革命慘敗的一年。綠色革命使用的化學耕作方式,殺死了土壤的有機質,無法吸收與水給予的養分,在旱災來襲後,使沃土變成荒地,並引發嚴重飢荒。農業是與大自然合作的產業,為何原本製造化學武器的西方企業,可將剩餘的資源投入到全球的農業,造成更大的災難呢?

化學農藥除了破壞生態,影響農民生計外,在印度進入國際貿易體系後,農民必須屈服西方農藥公司及種子公司,購買價格昂貴的農藥和種子,又被迫生產附加價值高,但無法作為主食的現金作物,使農民失去糧食自主權。最明顯的例子是WTO之下印度農民生產每100公噸的馬鈴薯成本是255盧比,但同樣單位的馬鈴薯售價是40盧比;且每一公頃生產成本為55,000~65,000盧比,光是種子成本就佔了40,000盧比。

無論是西方企業的獲利考量,或是印度政府的農業政策,都只考慮單一作物大量生產的經濟效益,造成耕作過程需投入更多的化學農藥、肥料以控制生產,而破壞生態平衡及生物多樣性。他們宣導的化學生產的產量效益,事實上有機農業的混種可以表現地更好,所以這些化學謊言可歸咎於西方廠商對單一作物的需求。

現在全球面臨的是兩種對立的農業生產;一是違反永續原則,並依賴雜交種子、基因改造種子、化學投資的全球化生產,獲利的是生技公司、農藥化學公司、食物廠商,另一種則是小農生產、生態平衡、有機、低成本、有益貧窮的生產者的在地化生產,建立食物安全,並從家庭擴及到國家。解決飢荒之道,絕不是美國國際開發署宣稱的,將生物科技引進到第三世界國家,試圖製造更多的利潤給西方企業,並製造更嚴重的飢荒。

C.水戰爭

人類定居在印度文裡是水和人的尊嚴的組合字。然而在印度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工廠,將印度的水資源私有化,不須負起環境及社會責任,使當地居民依賴的地下水被抽取一空,且被嚴重污染,無水可用。在印度的Planchimada省便是最慘痛的案例。2000年可口可樂公司在當地設廠,製造旗下各大品牌飲料,每天抽取150萬公升的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從離地150呎下降到500呎,居民必須另外建造260口深井取水,農耕需要的水完全失去來源。情況還不僅如此,可口可樂工廠未處裡固體有毒廢棄物,造成地下水被污染,且有毒物質還造成癌症等疾病。

這個問題也讓當地婦女集結起來,訴諸法律行動,成功對抗可口可樂公司。另外,該運動也串聯了國際知名的社運人士,如Jose Bove、Maude Barlow等人,再擴及到歐洲議會的力量,促使歐洲許多國家共同抵制可口可樂。

水資源的分配不均,不只是大工廠奪取地下水。在印度,還包括恆河水庫的問題。建造水庫需斥資約美金5000萬,以提供南德里的300萬居民。儘管表面上不能說水庫把水資源私有化,但仍將原本供應恆河盆地的水資源轉移到其他地區,造成恆河盆地的居民用水受到威脅。另外,這項建造工程的主要大壩,淹沒了4,200公頃的肥沃土地。居民說,政府禁止他們在當地抽水,因為任何的抽水行為,皆影響到水庫的水位。幾年內,多達100為婦女因為無水可用而自殺;她們說,這條聖河已經成了死亡之河。

印度政府大量向世界銀行舉債,想完成建造一個連結印度所有河流的水壩網路;該壯舉成本為2000億美元,是印度政府教育經費的200倍,總稅收的3倍,國內生產毛額的25%,比印度外債多出720億美元;另外,這項壯舉也將使至少500萬人流離失所,並讓原有的自然生態被鋼筋水泥牆取代。Nandanya基金會因此發起了「Jal Swaraj」運動,代表「水民主、水權」,捍衛共有水資源的權利。

D.地球民主

席娃博士說,地球民主包含認同、文化、政治及經濟的民主。地球民主試圖改變的是,將貪污、投機、美元為主、人力生產量導向的垂死經濟,變成自然資源、人類關係的生存經濟。此外,地球民主將全球化下,政府與廠商成為一丘之貉的假民主,轉換為全球人民享有的共同民主;這個腳步必須從社區力量及權利保障開始,找回最根本的自然資源共有權,再向國家及全球的共有權利邁進。從正義、永續、和平的角度,改變政府及企業操控的資源,保障生態安全與經濟安全。

從台灣出發,邁向印度自由種子運動

對我們來說,邁向【牛糞傳奇】的方式,除了參與Navdanya基金會於今年9月17日到21日舉辦的「有機農法及農業生態學課程」外,也將藉由親身到印度的方式,了解印度小農在歷經綠色革命及農業自由貿易、生態及財務惡性循環引發的印度150,000名小農自殺悲劇的慘痛後果下,Navdanya基金會和小農共同努力,朝向食物自主、經濟自主的過程。

另外,我們看到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問題,希望能從Navdanya基金會的努力成果中尋找參照。第一個層面在於有機農業為一個土地永續循環的模式,保存屬於各土地、環境的種子多樣性,這個循環模式不只需要有別於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的慣行農法的耕作方式,還必須掌握種子的來源,作為貫徹有機農業的關鍵;而台灣有機農業的種子常常依賴種子商的供應,無法完全掌握種子的來源,種子保存常受限於技術,這部分正是台灣有機農業目前仍未達成的目標。

再者,席娃透過生態農法,教導小農如何對抗糧食、經濟、權利皆被西方如孟山都等大廠商控制的困境;相較於台灣的有機農業,現階段仍停留在「健康」的層次,使得有機商品市場成為高消費能力族群為保障身體健康的飲食方式,消費者僅注重有機農業的「零農藥」殘留,而有機耕作的永續生態層次並未受到廣泛討論,更未顧及有機耕作之成本過高,小農欲將原本的耕作方式轉型為有機耕作,卻在經濟的壓力下喪失生存的空間。因此,我們這次的工作坊課程及參訪,除了著重在生態農法與種子保存的技術面外,也將學習目標著重在Navdanya基金會整合生態農法、種子保存與農民自主,對抗WTO之下,糧食自主被大企業操控的困境,作為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