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可以不一樣】超越GDP，幸福新定義（上）

2012年05月08日

作者：趙家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 編按：一直以來，GDP是我們用來衡量國家經濟進步、成長的指標，只要GDP指數下跌，就好像人民生活陷入困頓，但GDP指數上升，真的就代表生活變得快樂、舒適嗎？事實上，已有不少學者專家指出，GDP指標無法涵蓋、反映真實經濟狀況，因其幾乎忽略了環境、社福等外部成本，在資源快速耗竭的今日，若想提昇生活滿意度，我們是否該換個角度思考，不再純粹追求GDP，而是重新看待地球自然資源的管理、分配，以及目前的生活方式？且看今日專欄。

「主計總處下修GDP預測至3.38%」、「台灣首季實質GDP幾乎零成長」、「美國升今年GDP預估」等斗大標題一如往常佔據媒體版面，而所有關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依舊圍著這項措施可以創造多少GDP、會對GDP造成多少衝擊打轉，但似乎沒有任何媒體提醒身在這島上的人們，GDP與人類福祉（well-being）無法劃上等號。

依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玆（Joseph Stiglitz）與沈恩（Amartya Sen ）等學者所組成的「經濟績效與社會進步評估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於2009年提出的報告中，直指人類福祉是牽涉到健康、教育、個人工作、環境品質、社群關係以及物質生活水準等多個面向，而今日常用的GDP，僅用於衡量物質生活水準中經濟活動的產出量，不僅無法反映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可支配所得，亦忽略社會中的財富分配問題。（註1）

綠色經濟正流行

再過約40天，巴西里約熱內盧將舉行第三次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如何提出可替代GDP的社會福祉衡量系統，以促成全球調整經濟成長範型，揚棄現行無視環境品質與自然資源耗用代價的褐色經濟（brown economy），邁向可兼顧消滅貧窮及環境永續發展的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亦被視為大會的重要課題。

而從去年5月份第3屆諾貝爾獎得主全球永續論壇共同發表的〈斯德哥爾摩備忘錄〉（註2），到今年1月份由地球高峰會的秘書處公佈的《我們希求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的協商文稿（註3），再至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高階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發表的〈韌性的人類與地球：值得選擇的未來〉（Resilient People, Resilient Planet: A Future Worth Choosing）中（註4），均明白指出，鑑於GDP作為衡量「社會進步」指標之侷限性，應儘速發展一可將自然資本、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經濟與扶貧政策的社會影響納入考量的新福祉指標衡量系統。

然欲矯正自1944年起全球就罹患的「GDP上癮症」，實非一蹴可幾。但令人欣見的發展是：近年來估算自然資本的價值以及環境污染成本，已有具體進展，使「超越GDP」這個理想，從生態主義者的道德訴求，進入了公共政策決策的政策議程之中。

被忽略的環境成本

一直以來，我們使用GDP指數，計算經濟發展程度，卻忽略了環境衝擊成本。圖片來源：http://www.fxsamples.com/ 為有效瞭解當前褐色經濟體所付出的環境代價，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於2010年時委託環境顧問公司TRUCOST運用其所發展的資料庫，估算全球之外部成本。（註5）該評估所涵蓋的環境衝擊包括：溫室氣體排放、水資源耗用、空氣污染物排放（SOx、NOx、PM、VOC、Hg）、一般廢棄物、自然資源（漁產與木材）等。其估算結果顯示，2008年時，全球總環境外部成本達到近6.6兆美元，相當於GDP的11％。若不加以修正，在「一切照常」（Business as Usual）的情境下，2050年時，外部成本將達到28.6兆元，GDP佔比達到18％。其中以溫室氣體排放佔比最高，水資源耗用次之。

該評估亦針對全球3000大企業的環境外部成本進行估算，結果顯示其總外部成本達到2.15兆元，相當於其年收入的7％。而各項外部成本中，有高達49％是因其供應鏈所衍生，而非企業的直接排放。其中供應鏈在水資源與自然資源的耗用上，均超過65％。此外若以產業別進行分析，環境成本最高的5個產業依序為電力業、油氣業、礦產冶煉業、食品業以及營造業。

讓生態經濟學成為主流

TRUCOST的分析，已凸顯當前經濟體系對環境影響甚鉅，然而其評估過程中，尚未納入全球面臨的重大危機──生物多樣性大量流失，因此仍有低估之虞。所幸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能彰顯生態系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於2007年起，開展「生態系暨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研究計畫，並於2010年時公佈其估算結果，並於各國推廣。（註6）

「生態系暨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研究目的包括：彰顯貧窮、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關聯性；呼籲全球重視生物多樣性與與生態系統的價值，促使資金投資於自然資本的保護，而非破壞；分析當前政策的失當，藉由指出生態系統服務橫跨環境、發展、氣候變遷等多個面向，呼籲決策者應將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政策，視為與財政、經濟學與商業相關的跨部會政策。

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研究報告，欲提醒、呼籲各國重視自然資本的重要，必須將維護生物多樣性政策納入財政、經濟學等商業相關跨部會政策中。圖片來源：維基百科這項跨國研究中，針對全球12種棲地類型，包括海洋、沿海地帶、溼地、森林等，彙整國際相關研究，針對其「生態服務」的貨幣價值加以量化。而所謂的生態服務，是指生態系統對於人類福祉直接及間接的貢獻，可分成供給、調節、棲息地、文化及生活安適性等四大類。

供給，指涉的是生態系統提供食物、原料或是藥用資源；調節，則是強調生態系統具有防洪、空氣品質淨化、水質淨化、水土保持等避免環境品質對人類產生負面影響的功能；生物棲地，則是強調其對保護物種存續以及維持遺傳多樣性之價值；另由於生態系統為遊憩之主要去處，更為許多藝文作品的靈感來源，因此其在文化及生活安適性上的貢獻亦不可忽略。

根據評估結果，珊瑚礁的生態服務價值，每年每公頃最高達到120萬美元以上，其中主要為生態旅遊上的價值，高達105萬美元以上。珊瑚礁在調節作用上亦非常顯著，特別是防止極端氣候的影響以及海岸侵蝕。根據一項分析，珊瑚礁光是在避免海岸侵蝕的生態價值，即達到每年每公頃18萬美元以上。

溼地及紅樹林生態服務的總貨幣資料價值，每年每公頃最高達到21萬美元。此外，沿海濕地亦為一重要生物棲地。研究中針對濕地及紅樹林群落進行分析，其生態服務的總貨幣資料價值，每年每公頃最高達到21萬美元，最主要的價值分別在於水質處理、提供物種遷移廊道以及極端氣候調節上。其中光是在水質淨化上，價值即高達每年每公頃12萬美元以上，顯見沿海溼地作為地球之腎的重要性。

貧窮國家為了脫貧，毀壞其生態棲地作為畜牧用地或工業用地，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關鍵因素。而面對此狀況，「生態系暨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研究進一步分析生態服務的價值對貧窮國家的重要性。分析結果顯示，在傳統經濟統計中，農林漁牧等初級產業，約僅佔貧窮國家總GDP的6％到17％，但實際上，若將生態服務納入考量時，則生態系的真正價值高達貧窮國家貧困階級GDP的46％至89％不等。因此生態保育，絕非是貧窮國家的脫貧的阻力，而是助力。

依據此項研究成果，於2010年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COP10）上，通過了「2020年前，各締約國應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納入全國與地方政策規劃之中，且須與國家會計系統加以整合」此政策目標。（註7）

你好，我也好：兼容性富裕指標

前述的研究均指針對環境污染外部成本以及生態系統價值加以量化，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2010年起，委託國際全球環境變遷人文社會計畫（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HDP）發展一可涵蓋各項福祉層面的衡量指標──兼容性富裕指標(Inclusive Wealth Index)。並以此重新檢視過往近二十年間，全球經濟發展是否真的創造了人民的福祉。（註8）

兼容性富裕衡量指標的基本概念認為福祉程度，是由自然資本（自然資源與生態品質等）、人類資本（教育、健康等）、社會資本（社群關係）、生產性資本（機械、建築物等）所構成。以上述四種資本的存量，作為評估國家整體社會福祉進步程度的依據。

此計畫初步衡量了20個國家的兼容性富裕衡量指標變化程度，而從該指標的變化趨勢，觀察到特別的現象。如在已開發國家中，美國在1990年至2008年間，人均GDP成長37%，但其兼容性富裕程度僅增加了13%。而日本方面，雖然過去20年間，被視為失落的時代，但實際上其是少數國家中，在四種資本面向上均能維持進步的，而兼容性富裕程度則增加了18%。而在開發中國家中的差異更大，如名列「金磚四國」的印度以及巴西，在1990年至2008年之間，其人均 GDP分別增加120%以及34%，但兼容性富裕程度卻只是些微上升9%以及3%左右，主要因素均是因為其自然資本削減了31%以及46%。

該計畫的最終目標是定期提出評估報告，供各國檢視其是否能邁向綠色經濟。（明日待續）

【經濟可以不一樣】系列文章

※ 專題介紹：經濟發展與環保非得勢不兩立嗎？在保育生物多樣性的過程中，許多人看見了守護自然資本的價值，並在資本主義之外，開拓了提供更友善環境、土地和生產者、消費者的經濟模式。自本週起，生物多樣性專欄將連載【經濟可以不一樣】專題，希望透過實際案例，提供讀者不同思維角度，看見更多經濟發展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