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民信託組織的百年歷史（二）

For ever, for everyone

2014年03月20日

作者：林昀璇（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公法組碩士生）

第二時期（1930-1955）：莊園保存（The Country Houses Scheme）

莊園是身分和地位之象徵，占地幅度廣闊和內部擺設豪奢都非常人所能想像。十九世紀末期，英國農業收入銳減，但同時遺產稅卻逐步劇增，造成莊園主人極大的負擔，莊園主人開始將莊園出售或任其荒廢。

根據統計，1920到1939年有221處的貴族莊園荒廢毀棄。1934年在國民信託的年度餐會上，倫敦大學的校長W.G.Constable教授呼籲國民信託展開保存莊園的活動，同年Lothian侯爵在國民信託的會員大會上發表英格蘭莊園保存演講，1936年3月，第一次莊園保存委員會（the　Country　Houses　Committees）舉行會議，歸納出莊園房屋保存計畫的架構，包括以莊園本身的獲利來維持莊園、必須提供公眾參觀、給予莊園主人後代居住的權利（由捐贈者與國民信託協商）。如此莊園主人可以享有免除遺產稅的利益。

這也促使1937年國會修正國民信託法第3條，擴張國民信託保存的範圍，即由點到面，由外到內，將建築物的周遭環境也併入信託的範圍，建築物內部的家具、繪畫也一齊納入信託。相較於1907年的法案，1937年法案保存客體上強調了建物（buildings），保存價值上增加了考古和藝術的考量，條款則是擴展到建築物內部的家具、圖畫和動產等以符合莊園保存計畫，第7條則規定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政府（the Minister of Health）同意之下將其所保存的建築物或土地贈與國民信託，或在財務上幫助國民信託購買或維修建物所需之費用。這使得國民信託在幾次財務窘迫的時候多賴地方政府及時幫忙，例如傳說中羅賓漢的家鄉雪伍森林（Sherwood Forest），就是由8個地方政府合作幫忙買下和維持。

值得一提的是第8條的保存協定中，讓不願意放棄所有權、卻有保存意願之人可與國民信託組織訂立對後代亦有拘束力的契約，同意非經該核准，不能改建或開發房屋和建物。而在1931年財政法（the Financeact）修法免除遺產稅。

從上述可以看出國民信託對於保存客體概念的擴大及方法適用的彈性，雖然保存莊園計畫有招致不小批評，認為有過分給予貴族階層利益的傾向。例如貴族將所有權讓與給國民信託就享有免除高額遺產稅的利益，後代子孫還可以繼續居住在莊園房屋中，且一年只要開放給公眾參觀幾天的情況。但到1995年為止，還有54戶莊園中住著捐贈者的後代。不過不可否認的，莊園保存計畫也為英國保存一定的鄉村傳統和田園風光。

相較於1907年法案的不可讓渡權，1937年莊園房屋保存計畫所提供的賦稅優惠更吸引人，在1931年國民信託所持有3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積到1968年擴展到350,000平方英里。

第三時期（1955-1975）：海岸保護（The Coastaland Environmental Land Scheme）

這段期間國民信託開始慢慢把重心放在管理上，因為先前有幾個管理失敗的例子。例如國民信託組織所管理的財產威肯濕地（Wicken Fen），後來因為國民信託的疏於管理，仍然繼續以傳統的方法挖泥礦，造成矮樹叢生，濕地生物全部滅絕，事件後國民信託發動志工清除矮樹，並建立遊客中心教育民眾關於濕地生態的重要。1977年出版的自然保育評論（Nature Conservation Review）提出土地持有團體應該公開管理土地的計畫，否則將失去土地的控制權，國民信託組織為呼應此項要求，花了8年時間對當時名下生態環境進行調查。

在1950到1960年代，環境保護運動興起，國民信託也受到影響，國民信託位於Cornwall的區域秘書長Michael Trinick首先發難，希望國民信託正視海岸保護，可惜國民信託組織7年後才呼應他的請求，於1962年至1963年國民信託開始調查英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的海岸，並區分為3類，已開發、因為已受到保護或不符合國民信託成立目的而不適合取得、有絕美景觀尚未開發的海岸，做出結論認為有900處的海岸是值得保存。同時國民信託組織創始者Cannon Rawnsley的孫子剛好被選為負責保護海岸之人，他有強烈的企圖心希望引進年輕一代的力量來保護海岸，打破在1960年代之前，國民信託組織花費極少的努力在年輕族群上。

1965年展開非常有名的海神計畫（Enterprise Neptune），包括和電視節目合作製作特輯、在聖喬治節時舉辦海岸營隊，讓年輕團體燃起象徵性的500個火堆等活動，成功引起民眾對於海神計畫的注意，使得海神計畫得到非常大迴響。

然而在巨大的成功之後，Rawnsley強勢作風導致和地區機構間的摩擦，他也不同意國民信託有限制的開放公眾參觀，最後國民信託組織的理事會決議將海神計畫併入其他計畫中，終止Rawnsley的業務，這使得Rawnsley勃然大怒，開始在報紙上攻擊國民信託，直指國民信託組織罔顧會員權益，且並非為了公眾而保存，而是為了隔絕而保存，要求國民信託進行改革。此事關乎國民信託的存續，國民信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以呼應，大會舉行5個小時，更有理事會代表語出驚人的表示，國民信託有165,000會員不可能用民主的方式來進行保存，最後改革者獲勝，理事會同意設立委員會來檢視國民信託的管理、組織和權責分配，這是自1907年法案以來，第一次觸碰到國民信託的制度核心。

於1971年修國民信託法，將國民信託組織內部架構改變，一半的理事會成員（26位）改由選舉產生，票選出的理事3年為一任，推派理事代表的機構名單6年調整一次，並開始採用代理投票制。這個制度上的改變導致後來國民信託保存政策的改變，可以說是一個轉捩點。

第四時期（1970-2000）：大眾化文化資產保存時期（The Popular Heritage Scheme）

此時期因為通貨膨脹，傳統的收入來源減少，又搭配上1968年的建議改善與會員的溝通制度（Benson Report）、理事會的組成結構改變，因為一半成員由會員直選的關係，貴族開始失勢，在莊園房屋時期，理事會中貴族的席次百分比高達30%，1920年代之後多維持在20%，1971年大修法之後貴族席次只維持在2%，種種原因促使國民信託將發展的重心轉往會員和公眾身上發展。

其中會員的溝通制度很大一部分在建議改善會員制度，包括在每一個區域設立諮詢辦公室、印發觀光導覽手冊、發展教育學程、在特定的日子免費供公眾參觀、與志工建立良好的互動等。趨向公眾化的理事會決定國民信託政策的方向，國民信託開始朝向大眾文化發展，包括取得工業化遺跡和名人故居、復古式房屋來吸引群眾注意。

剛開始進行工業化遺跡保存時，不少會員認為此舉不符合國民信託成立的宗旨而選擇退出，但是國民信託回應工業化遺跡是帶有象徵性的歷史價值，將許多舊工廠的水車、風車修葺後開放觀光，也頗受群眾歡迎。復古式房屋多為1920、1930年代的房屋有些是中產階級和藍領階級的房子，國民信託整修後出租，讓旅客在假期體驗復古式的生活。

此一階段國民信託的各個機構也開始進入專業分工的階段，因為會員人數激增（1895年成立僅8人，1925到1935年從850人到4850人），取得土地面積也大增，數字的增加導致國民信託必須將事務項目化、機構化、專業化，包括管理和展示名下資產時必須和其他專業團體合作，專責組織訓練員工、並且認定徵募新血會員至為重要。在1993年成立第一個會員推廣經理來訓練員工鼓勵新會員加入，對於名下資產進一步的調查和檢視，於1985年第一次正式就歷史資產的管理適合性展開官方調查，財政方面因莊園維持營運不易，發展出取得莊園前的優先計算管理基金（the Chorley formula）的政策，這些種種作為，都顯示國民信託朝向更為龐大、更為專業的組織模式。

（下期環境信託專欄將深入介紹英國國民信託的營運特色及運作現況，敬請期待。）

【相關文章】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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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lie Gwen Cintron, Preserving National Culture: The National Trust and the Framing of British National Heritage, 1895-2000, Harvard Universit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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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心蓉，由英國國民信託思考古蹟保存在台灣，國家藝術基金會調查與研究報告，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