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賈福相

書架上有一隻鷹羽，每次看到就令我想起傻馬的話:「這不是鷹羽，這是兄弟情。」 三十年前的一個夏天，我領了二十多位學生，有男有女，一半是中學教員，到華盛頓半島的一個濱海小村落，作野地實習。 這是一個美國西北部印地安人的部落，人口不到三百，疏疏落落的矮房子、黃土街道、一座加油站，站旁有一家雜貨店，只賣些香菸、醬醋茶之類的日用品。村子周圍有高大的長青樹，一條小溪由村旁流過，注入大海，這一些彷彿是我記憶中的故鄉，一個山東的小農莊，一百多戶人家。 東西相隔八萬里，今昔相去四十年，仍然可以比鄰。 入夜，我們露營在濱海的松林中，準備第二天清早退潮時去岩岸上採集。那一夜，正好碰上印地安人的一個節日，村民們忙著慶祝，邀請我們參加。 在一個有圖騰柱的廣場上，築起了烈烈的營火，傳統的大小皮鼓有節奏地拍起，我的幾位學生也信手彈起吉他。 車輪舞開始了，步伐單調而原始，老人和孩子都參加，有時就把舞場中心讓給那些有訓練的

我在大學教生物，常用蝴蝶的例子談變態、談遷移。變態就是由吃不飽、走不快的毛毛蟲，變成既不吃又不動的蛹，再變成專吃花蜜、翩翩飛舞的蝴蝶。這簡直像一個漁家女變成一個大海蚌，再變成隻唱歌的飛鳥一樣的不可思議

北京中央廣播電台編輯部寄給我一封短函，要求把我一篇短文收集在由祝勇編的散文集裏，集名是（永久的蝴蝶）。 我很喜歡這個書名，因為名字廣大，不是中國，不是西方，不是近代，不是古典，不是江南江北，也不是台灣

最近讀了錢穆一九五五年香港人生出版社的版本《人生十論》。錢先生在第一論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說：「人生是一種嚮往。」他又繼續說：「人生兩個基本的種往：一是戀愛，一是財富。」 讀這一論，使我想起了在小學和中學時的作文題目。那時我至少寫過五次「我的志願」。八歲的時候要作蔣委員長，十五歲的時候要作魯迅，十八歲的時候要作醫生。很想談戀愛，但是不敢寫。財富卻從來不是我的嚮往。 只談嚮往、只談志願、只談要求，總是有些空空的不著邊際。譬如說一群男孩們坐在洛水的下游大談洛神，嚮往著與洛神戀愛。可是洛神是位仙女，高不可及。充其量，這些孩子們可以作賦寫詩，想得厲害了，甚至可以走火入魔。 如果嚮往與趣味結合，嚮往就會由靜變動，由死變活，由不可及的「興嘆」而變為可能的追求。於是，手上有了汗，腳上有了泥。 趣味包括興趣和品味，因為興趣而有一個嚮往，才是自由，才是思考。譬如說那群思慕洛神的男孩子中，開始有人說洛神也只

莫內基金會靠私人資助和訪客的門票收入，掌管著這片田園。 九間房子的壁上都掛著莫內和他友人的油畫及素描，另外還有兩百多幅十九世紀的日本原本版畫。 我是來看花？看畫？還是只為了印象？流連忘返兩個小時，竟忘記了室外的蓮池和花園。 搬到吉維尼時，莫內已四十三歲了，他已成名，是新起的印象派重要畫家之一。 事實上，「印象」是由他十年前的一幅畫「日出──印象」而命名的。那時，他的妻子已去世，他貧困潦倒，帶了兩個幼兒及因破產而出走的朋友的妻子，來到這個離巴黎四十哩的鄉下，租下了這一片田園，這才是他身心的寄託、他的家。在「家」裏，他更成熟，茁長為一代大師。 他重要的系列名作如稻草堆、白楊、教堂和花園，都是到吉維尼之後二十年內完成的。 一八九0年，他再婚，用了妻子的一部分錢，才有能力買下了他心愛的吉維尼，價錢是四千多元美金，這時他已五十二歲了，名滿世界。一百年後，他的一幅睡蓮在紐約拍賣

但什麼是哲學博士呢？ 哲學博士是大學研究生院頒發的最高學位。普通要從學士學位後再讀三到六年，或碩士後三到五年而能完成一篇研究論文再經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考試委員會是由專業教授組成由研究生院院長聘任的。

我把剛出版的書《獨飲也風流》寄給了一位有總角之交的朋友，要她先睹為快。她來信不評我的書，反而緊緊地問我第一集「行吟者」中的薇薇和小依是誰，而且要我坦白招供。在我的回信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妳知道從小我就常常自作多情。自作多情的人容易單戀，年紀越大，越了解單戀的好處。單戀時，有相思的喜悅，有相思的痛苦，但沒有被戀的責任，也沒有被戀的包袱，閒著無事，妳也應該試一試的。千萬不要把道德和相戀弄在一起。你知道但丁是一個道德大家，生於十四世紀的義大利，教會掌握著政治、經濟和道德，也掌握著生殺大權。每個人都怕地獄，每個人都很道德，而他卻把神曲獻給了一個他單戀若干年、比他大十幾歲的女人。當時的教皇沒有責備他，反而為他的神曲流了不少淚。一個這樣沒有道德的教皇！一個這樣單戀的但丁！至於我文中的薇薇和小依也許是詩人，也許是電影明星，也許是女皇，也許是科學家，會不會是妳，會不會是我。」過不久，我的朋友又來了信。

星期天下午，梅茜來訪。我們坐在客室裏，飲著白蘭地，圍著爐火，把一個大風雪的冬天關在門外。 梅茜是世界有名的版畫家，原籍澳洲。三天前剛從故鄉歸來。她瘦了些，比她四十七歲的年齡也蒼老了些，她像講故事一樣地對我說：「…聖誕節的那一天，我們正在查看禮物，妹妹從澳洲來電話說母親病重要我速歸。好不容易買到機票，行李都來不及整理，我就匆匆離開了。我的老家是澳洲東海岸的一個小城。飛飛停停，三十個小時才到家。 母親患的是腸癌。我怎麼也不相信她已變得那樣瘦小，好像不認識我了。所有的眼淚、所有的詢問，都不能換得她一句回話。 我的父親八十二歲了，疲乏地坐在屋角，一句話也不說。我的大妹是交響樂隊的小提琴手，二妹是服裝設計師，都先我而回家了。我們三人輪流地伴著母親躺在床上，不時地替她用冷水擦擦上臂和面頰。 兩年前母親還來看我，並替我織了條餐桌布。我現在穿的這件毛衣也是她織的。兩年不見，我已經不認識她了。她只剩一副骨骼

《生命》是臺大動物系學生們辦的一份綜合性雜誌，十四是第十四期，發表於一九九0年九月。 因為這一期轉載了我一篇一九八九年的講演稿，一個在中研院的朋友就寄給了我作為紀念。 拆開信封，我立刻被《生命》的封面吸引了。這是畢卡索的圭爾尼卡的一部分，是一幅近百年來的名畫。十二呎高，二十六呎寬，全部用黑白和灰色的油料：臨刑的馬的嘶鳴，剛剛死去的士兵緊緊地握著劍，哭喊的母親抱著斷了氣的嬰兒，無屍的頭顱懸在黑暗中，在兩個被嚇破了膽的人影裏。而這一切都被踐踏在一頭毫無理性的怪物之蹄下，這個怪物彷彿在自鳴得意。這幅畫是紀念西班牙的一個小鎮，在內戰時被德軍轟炸得慘痛，畢卡索用他天才的畫筆，對戰爭的無情和獨裁的恐怖作了控訴，對他的祖國西班牙，作了愛的宣言。 第一次在畫冊上看到這幅畫的時候我就喜歡，我就同情，我就了解。我也生長於戰亂，我也痛恨殘酷和恐怖，我對這幅晝的感情超出純藝術性的欣賞。 《生命》的編者說：「我們以

〈一〉 夢魘 「海，血，爸爸，快！」他突然坐起，滿身流汗，他妻子也醒來，緊緊摟著他，安靜的說：「麥克，醒醒，醒醒，你又在作惡夢了。」她扭亮了燈，到廚房替他取了一杯冷水，然後，他們就靜靜的坐在床上，一句話也不講，這時牆角的掛鐘，正指著早晨三點半，滴答滴答響走了窗外的黑夜。麥克是位年青的海洋學助教授，因為同行，相識不久，我們就成了忘年之交，碰巧又住在同一地區，他妻子露易絲，歷史系畢業，現在是陶器藝術家，她的作品非常有個性，我書桌上就有她特製的一頭抹香鯨，全身黑油光亮，淺灰色的眼，方頭之下張著大嘴，一幅滑稽相。 麥克出生在加拿大東岸的海島省，新地〈Newfoundland〉，祖宗三代都是漁民，中學剛畢業正碰上大西洋漁業凋萎，漁民賴以為生的魚漸漸稀少了，幾年後很多漁民改了行，或移民到大陸，麥克的父親堅持向海討生，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一年年希望，一年年失望，有次麥克陪父親出海，百里外，碰上了大風

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系主任黃教授曾對我說：「岸是海的唇」，多麼有意思的比喻！又恰當，又有人文氣息。岸，海與陸相遇的一條曲線，是海的唇，也是陸的唇；健康的時候，可以唱，可以吻，可以吃，可以講話，可以做出各種表情；月光下的沙岸；和平浪漫，充滿了性的誘惑；大風暴下的岩岸，大聲咆哮，鏗鏘有力。唇一旦受了傷，有了裂痕和毒膿，血肉模糊，所有的正常功用都得停止了，一副多麼難看的臉！台灣的海岸，長一千六百公里，早已被破壞不堪了。岸邊建設好像沒有經過整體生態或水利評估，橫七豎八，一片亂象。一次我與一位生物學教授去澎湖旅遊，早上十點我們到岸上散步，岸是新鋪的水泥，像高速公路，熱太陽下，我們是岸上唯一的行人，剛好是漲潮時候，一寸寸海水緩緩歸來，碰到發燙的水泥堤，水泥熱量立刻釋放到水中，不知道水溫升高好多，我當時在想，海中浮游生物和小魚、小蝦們如何來適應驟升的水溫？時值春末，水中當然有千千萬萬的幼虫，它們又怎麼適應

散步的哲學在「散」，散步的可愛也在「散」。散步不等於走路。走路有目的，是要從甲到乙，從乙到丙或再回到甲。散步也不等於運動，運動要看時間、量心跳、計算距離。散步雖然既是走路又是運動，而「散」的真諦卻是在無所為又無所不為。 散步最好是一個人，隨隨便便、慢悠悠的、和天談話、和樹談話、和石頭與風談話。事實上可能是什麼也不談，雲遊物外，不知不覺的，和在芸芸大眾裏失去了的「自己」通點訊息。 有一個伴侶也好，但伴侶難求，要知心、要會意、要無慾、要無求。 散步時可以想，思緒湧來，有時浩浩蕩蕩，問題解決了，見解清明了，白日夢夢完了，有時是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想」是一種境界，達到這種境界不容易，而更難的境界卻是什麼也想，什麼也不想。 散步的環境左右一切，在人擠人車如虎的街道上是散不成步的，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保命。要在荒郊、在林地、在河畔、在海的沙灘土、在居家的巷子裏也別有風情。夜晚，月明星稀的時候，晨起，有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