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壽山籌備處統計，該園區內約有269隻流浪犬，時有咬死山羌、台灣獼猴、白鼻心以及鼬獾傳聞。而學者清點壽山上的山羌，估計約138隻，而此種群的山羌，基因無法與中央山脈的族群交流，因此有其特殊性。
為了改善園區野生動物棲息地，最近籌備處打算移除野犬後安置到公立收容所。然此舉卻惹惱部分動保團體聚眾抗議，有人甚至預備發動清空收容所行動，將犬隻放回壽山。
國家公園系統是保護區的一部分，成立是為了保育生存其中的野生動植物和棲地環境，這已是國際共識；如今這些紛紛擾擾，不禁令人懷疑，這樣的國際共識在台灣是共識嗎？當初成立國家自然公園，是不是個錯誤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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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狗追到無路可逃的山羌，該往何處去？圖片來源：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提供。 |
流浪動物滿山跑 誰該負責？
2011年成立的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從高雄市政府手中接過這片山林，同時也接下多年沉疴，包括數百隻習於人類餵食的流浪犬。
台灣淺山有流浪犬並不稀奇，這跟早期社會缺乏飼主意識、未善盡飼主責任有關，不過，一旦劃設為保護區，在經營管理上，就須移除對現有生態形成威脅的外來生物。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成立是為了保護野生物的基因庫，回歸保育初衷來論，經人為飼養、棄養的流浪犬貓並非園區內野生物[1]，不該存在山上。
據高雄市關懷流浪動物協會網頁表示，「事實上，山區的確不是犬貓適合生活的地方…然而造成大批犬隻流浪山林的，卻是過去無知的人類！」當地保育人士也指出，「壽山20年前未見流浪動物，20年後流浪動物已成淺山生態的災難。」難道不必解決？
在這紛擾中最大的失焦是，負責流浪動物管理的地方政府，是否盡到源頭控管的責任，似乎沒有人追究？
納稅人也該追問歷史，多年來高雄市政府寵物源頭管理不佳，滿山頭野犬的壽山，卻仍以生物多樣性豐富包裝，成立國家級自然公園。為何在成立國家公園之前，沒有先要求高雄市政府好好處理流浪犬的問題？
保育、動保難兩全？
至於現在的問題，高雄市動保處表示，目前收容所已經塞爆了，無力吸納從壽山移除下來的犬隻。所以邏輯是：高雄市內的流浪犬因為收容所收不下去，因此遇到民眾通報就說，「收容所已經塞爆了，接下來就是你家的事，請你自己租地收容流浪犬貓」。是這樣嗎？
讓成立四年的籌備處解決高雄市民留下來的30年沉疴，並非一蹴可幾之事。流浪動物的移除、安置過程，需要每一個動保團體參與、表達意見，本就是民主社會常態；然而，部分動保團體該思考的是，若動輒主張清空收容所、將野犬回置山林，就效果來看，形同讓保護區內的生物多樣性前景，被不負責任的流浪貓犬製造者扼著咽喉，這樣真的合理嗎？
抑或是，高雄市轄區範圍內的保護區，對危害原生野生動物的犬貓就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後果又該誰來承擔？納稅人該同意這種一手保育、一手放任犬貓，徒勞無功的事情嗎？
不管是壽山或高雄市區的浪犬，都應一視同仁。若收容所擁擠是事實，該解決的是收容空間、動物福利的問題。而高雄市政府基於地方自治，應編列相關預算，釋出更多場所來滿足動物福利；而動物福利屬於地方自治事項，動保團體要著力的對象應是高雄市政府。
保育門檻不該降低 地方、中央政府莫卸責
無論壽山或陽明山國家公園，最近都為了安置園區內流浪動物而須不斷妥協、降低保育門檻；但是動物福利或生態保育都是政府該善盡的職責，相關部門也該盡力協調，以達到兩者平衡。地方政府不該以中央編列預算較充裕，作為卸責藉口。
自己的國家自然公園自己救，自己的縣市也要靠自己救，期待壽山繼續成為南部重要的種源基因庫、支持移除流浪犬，並透過市民監督預算與公立收容所，讓這些流浪動物即使被送到收容所，都能找到盡責的飼主，安養天年。
1990年代民間推動柴山自然公園，原本期待比照關渡自然公園，為縣市尺度的自然公園，但陳菊執政之後，以壽山生物多樣性豐富為由，與時任行政院長的吳敦義達成共識，在國家公園法新增第6條第2款「合於前項選定基準而其資源豐度或面積規模較小，得經主管機關選定為國家自然公園。」的「陳菊條款」，台灣不但有國家級的自然公園，並且套用在國家公園法的框架中。
依據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的選定，必須具備：
一、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者。
二、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義，足以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三、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異，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註釋：
[1]犬貓經過1萬年的馴化與配種，不再是「野生動物」。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說明，無主馴化動物，一般被稱為流浪動物，流浪動物進入野地開始繁殖被稱為野化動物。因此，狗無論在這地方多久都不是野生動物，不可能在野地和野生動物平起平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