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雪豹與社區生物監測
當我們說熊貓、說雪豹的時候，最終是在說人。雪豹沒有問題，熊貓沒有問題，是人的行為使牠們的生存受到壓力。當人們說要保護牠們時，應該要改變的不是牠們，而是我們自己。這是過去作熊貓保育的經歷告訴我的事。
我最痛苦的是，我無法跟老百姓解釋為什麼要保護熊貓。雖然牆上標語大大地寫著「保護大熊貓，就是保護人類自己」，但遇到選擇時，無論是一個空間或是一片森林，人首先想的還是－「給我多一點吧」，而不是把空間讓給熊貓。
來到青藏高原之前，我不相信環保會贏的，我認為我們終究會輸的。我屢敗屢戰，只是不服而已。
1990年代中期，我開始到青藏高原三江源工作，這裡是黃河、長江、瀾滄江、三條大河源頭，平均海拔4000多公尺。高山阻隔人的腳步。這裡，人與自然相互依賴，自成一個系統。體現在藏傳佛教裡，就是對神山聖湖的崇拜。
1995年，我第一次到西藏昌都。我去看馬鹿保護區。當地林業局局長告訴我，這裡有56個保護區，1個是官方的，55個是老百姓的，就叫神山聖湖。事實上，官方的保護區也是建立在神山聖湖上。
神山聖湖是動物最豐富、也是最密集的地方，因為當地住民相信所有的東西都是有神靈的。山有山神，水有水神，他們是土地的主人。我們是客人，客人要懂禮貌，不能成為禍害。說了不該說的話，或是破壞了水，就會受到懲罰。所以，當人們生病的時候，就會自我先檢視是否做了壞事。
我之前常被問到，「為什麼我們要保護熊貓？」但在藏區，沒人問我為什麼要保護雪豹。大家都認為，保護野生動物是應該的。百姓也會自發性的組織起來保護野犛牛、守護黑頸鶴。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上，保育的體系事半功倍。
我們的團隊請老百姓加入野生生物監測的工作。我們想證明百姓也能做保育，而且可以做的跟科學家一樣好。當然，其中也有現實的考量。
在我剛到三江源保護區時，當地僅有九名專職人員，以這樣的人力不可能關照廣達15萬平方公里的範圍。如果能讓一萬多戶的畜牧家庭加入保育，每戶一位，這就有了上萬名的工作者。從在地的角度出發，保護好草原，也是保護自己的生計，這與保育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們請老百姓做豹、雪豹、狼、棕熊的生物監測，再將資訊匯集、分享、分析。從動物出現數量的波動，進而加強保護的策略。例如，挖蟲草（冬蟲夏草）的季節會增加許多外來者，動物容易受到驚擾，如何規範外來人就成了一項任務。
在這體系中，藏區老百姓是生態服務的提供者。這項服務維護了生物的多樣性，也保護下游的水源，這服務是有價值的。幸運的是，三江源保護區跟升級後的三江源國家公園都接納了這作法，雇傭老百姓擔任管護員，讓這項服務變成看得見的收入。
給錢不給錢之間，我們曾做過很多考慮。付了錢後，會不會讓發自內心的慈善行為變成一種經濟行為？會不會讓理念與文化的價值貶值？加以分析後，我們發現一件有意思的事。
一開始，我們的生物監測計畫並沒有給報酬，老百姓依舊報名踴躍。詢問為何願意花自己的時間、花自己的油錢去巡查？他們回答：能被村子選出來擔任監測工作，代表可靠且足以擔任記錄，是具有知識水平的好人。被認可對村民而言是很重要的事。
曾經有人問我，保育可能改變人的行為嗎？我要反過來問，人會因什麼而改變?這跟人得到的好處有關。「好處」並不只是錢，可能是精神上、文化上的價值，也可能是被尊重的感覺。這一點，以前的我並沒有意識到。
許多做環境保護的人都未認真去思索：「這麼做可以為大家帶來什麼好處？」他們常過度簡化地解讀「好處」。事實上，好處有很多層面，對環保的喜愛是可以被創造跟引導的。這是藏區教我的事。
在衝突中遇見高山上的智慧
2000年以後，中國開始在青藏高原進行槍枝管理。禁止私人持槍後，野生動物族群慢慢恢復，而野生動物與百姓的衝突也開始升高。
曾發生這樣一件事情：一戶人家的牛被雪豹咬死，主人很生氣，於是到雪豹的洞穴點火，意外燻死了一頭母豹，跟兩頭小豹。雪豹是一級保護動物，殺死雪豹是違法行為，該怎麼處理呢？考量主人的損失與事由，最後判決兩年徒刑，得在監外緩刑。
為阻止類似的悲劇再發生，我們想發起牲畜保險基金，賠償百姓因野生動物攻擊而造成的損失。
這件事並不簡單。首先，野生動物攻擊牛隻或其他牲畜的事情層出不窮，保險基金可能永遠都不足夠。百姓也可能將病死或照顧不周死亡的牲畜都說是被野生動物攻擊而死的。
最後，我們請政府跟寺廟各出一部分錢，百姓也要為每頭牛交二元的保險金。第一年，我們總共湊到十幾萬的基金。
寺廟扮演著微妙的角色。當地老百姓心目中，寺廟是說話有權威的機構，尤其不能對僧人撒謊。此外，我們也讓村民管理基金，由村民選出可靠的人擔任審核小組。他們負責核准老百姓的案件申請，究竟誰是真損失，誰是假損失，實際損失金額多少，他們都很清楚。
村民也訂下理賠條款－如果牛被咬死是因為管理不周就不賠償損失。如果某戶人家一整年的管理都很完備，還會給一頭牛做為獎勵。這是我們之前沒想過的。不僅是賠償，更加入了預防機制。
現在，牛羊被吃的情況愈來愈少，老百姓甚至組成了巡護野生動物的機制。百姓跟野生動物間的衝突減少後，目擊雪豹的機會也增加了，這帶來另一種好處－生態旅遊。
開始有外國人帶團來此看雪豹。得力於老百姓平時的野生動物監測的經驗，雪豹的目擊率很高，為當地帶來不少的收入。國際關注的目光放到藏區雪豹，這讓當地產生自豪感，也促使政府跟社會必須更重視生態保育。這是一種共贏。
一個良善政策帶來的生態與文化衝擊
故事並不總是成功且喜悅的。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區最根本的生態問題是草原的變化。老百姓常感慨，「草長得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啊！」
我們分析草原狀況後發現，大約6%的草原變差了，有的地方變好，但絕大多數並沒有變化。那麼，為何百姓說草原變差呢？
我們試圖找尋原因。首先，氣候變化的確對草原產生直接影響，降水和永凍層的變化、加上蒸發提升，都讓地表水減少。另一個原因，根據科學家跟政府的說法，是過度放牧。但老百姓並不承認這點，他們說，現在放牧的牛羊已經比八十年代少很多了。
我們也分析了草原政策的變化。過去草原屬公社集體所有，1984年起實施牲畜分到户，1994年實施草原分到户，每戶都有草原證載明其所有範圍。為了避免牛羊跑去別人家，政府也提供圍欄。漸漸地，牧民開始定居生活。
2005年後，三江源保護工程開始。為了避免過度放牧，政府開始鼓勵百姓進城。而且，定居後就可以享有醫療跟教育。這一連串出自善意的政策，卻產生了意外的結果。
首先是放牧方式的改變。土地改革之前，這裡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每個部落有很大的範圍，沒有固定的放牧地點。人們不敢在一個地方停留超過一個月，因為要讓草長回來。也沒有固定的游牧路線，要看草的生長情況才能決定往哪裡走。
現在，每一戶都有一塊草地，住家通常蓋在冬季牧場。牧民在此停留的時間變長了，甚至不再去遠方草場。當老百姓說草況變差，或許指的就是居住的冬季草場變差了。
回想看看，為何以前的牧民不定居呢？人們都想要舒服而穩定的生活，他們卻必須游牧。這是因為這地方的生態條件不允許長久定居。定居是出於好意，結果卻是草原的破壞。
游牧文化也跟著受到很大的衝擊。有的家庭為了小孩教育，決定賣掉牛羊，舉家入城。放牧時如果只有單獨一戶，風險是很大的，一旦生病或遇到災難的時候找不到鄰人幫忙。有人因此放棄放牧生活。
但是，定居生活未必順遂。有些人在城裡生活困難，想回到牧場。教育的成果並不樂觀，某個村子從2005年至今有500個小孩上學，只有三個小孩畢業後順利在城裡找到工作。如何融入現代社會，又保住傳統文化，這是全世界原住民共同的課題。
回的去嗎？政府曾試著動員幾百戶人家回到游牧生活，40歲以上的牧民想回去，但是，年輕人已經不想回去了。
我們要先理解一件事，草愈割愈能促進生長。如果都不割草，乾草將阻擋陽光，反而造成草原退化。所以，適度的讓牛羊吃草，有助於增加草原的生長力。
游牧體系是藏族文化的標示之一。如何讓游牧體系繼續存在，在游牧的經濟價值不斷降低的現代環境中，須要重新思考定位。能否找到機會，讓游牧的生態價值被看見呢？
三江源保護區的生態服務了下游數億的人口，我認為應該透過生態補償支付，讓游牧體系繼續存在。游牧不僅可以維護生態系統，並作為牧民自給自足的經濟來源，還可保存藏族游牧文化。而這生態又可以為大家所欣賞。這種多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青藏高原教我的事情
在青藏高原，我學到的是多元的價值觀。作為一個科學家，我不確定生命是否有輪迴，但尊重別人的價值觀，這是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
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人們追求舒適的生活，隨著收入增高，資源消耗就會增加。往往要等到環境被破壞後，人們才學會省思並追求環境的永續。
我之前做熊貓保護時，人們經常問我，「我這麼窮，為什麼還要關心熊貓？」在藏區，我看到不同的可能。我反覆思索發展的歷程，人們一定要經過經濟成長、資源耗費的階段，才能看見環境的重要嗎？
有沒有可能我們重新定義幸福生活？不再是物質的舒適，而是另一種不會破壞環境也能感覺幸福的生活？藏區的經驗告訴我，這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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