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的水權規範可望緩解中國西南乾旱地區的水荒問題。三位重慶市記者就水交易的前途和風險進行報導。
4月1日，朱家平從銅梁縣水務局的工作人員手中，拿到了一份蓋滿公章的取水申報報告。這些公章，分別由蒲呂鎮及其下屬的3個村子所蓋。在該報告獲批之後，朱家平才成為新聯村11社溶洞水源的合法水權使用者。
朱家平的公司計畫用溶洞水養殖娃娃魚。按照新近出爐的《銅梁縣水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朱家平的申請應具備的條件之一，就是「與第三者利害關係的相關說明」。該縣水務局水政水資源管理科負責人劉尚斌對此的解釋是：必須徵求水源地附近3個村子的同意，「看會否影響村民的飲水用水安全」。
雖然手續複雜了一些，但朱家平認為值得。因為在取得村民書面同意後，將來若因取水而發生糾紛，自己便可理直氣壯得多。更為重要的是，該水源位於銅梁某開發區附近，隨著大量企業入駐園區，一旦有用水需要，則需要向朱家平付費購買。由此，朱家平成為了中國第一部地方水權規範辦法的首位受益人。
實際上銅梁並非是第一個涉及水交易的地區。早在2000年，極度缺水的浙江義烏市就以2億元的價格，向毗鄰的東陽市購買橫錦水庫每年5000萬立方公尺的永久飲水權，這恐怕是中國有記載的第一筆「水交易」。2006年，北京水務局宣佈，每年向河北支付2000萬元的「生態補償」，且之後將向山西、河北兩省「買水」。
在「碳交易」逐漸被人們所熟悉的時候，「水交易」也開始慢慢進入人們的視線。隨著民間交易行為的日漸增多，銅梁縣成了中國第一個進行「水交易」法制化嘗試的地方政府。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銅梁的嘗試只是拉開了這個大幕的一角。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日益嚴峻的水資源危機。
據新華社報導，1990年以來，中國平均每年因旱受災的耕地面積，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1/5；全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日益深重的缺水現象，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與此同時，水污染卻與日俱增，如何用經濟槓桿來調節水的分配、使用和治理，已成為擺在中國執政者面前的首要難題。
不幸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並沒有明確規定水資源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劃分原則，這必然會導致相關利益方的無序爭奪，最終反而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
銅梁縣所在的中國最大的直轄市重慶，便因為「水權」制度缺失深受其害。據重慶市水利局政策法規處副調研員周懿回憶：2006年夏季，重慶遭遇了罕見的旱災，嘉陵江重慶段水位逐日下降，取水口全部暴露，無法正常取水。而氣象部門則稱，嘉陵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雨水充足，「應該」有大量的水源匯入嘉陵江。造成這個矛盾的原因，就在於金沙江四川段大小水電站有近50餘座之多，他們為了發電而截流，加劇了位於它們下游的重慶的災情。最後，在國家水利部門的干預下，四川方面才下令金沙江沿線的水電站開閘放水。3天後，重慶嘉陵江水位明顯上升。
而銅梁縣更是重慶缺水的重災區，2006年8月，其9個場鎮26.15萬人飲水困難，5個場鎮7.1萬人全靠異地送水。整個銅梁大地滿目瘡痍，乾裂的農田可以伸進人掌，連耐旱的竹子也都枯死。
雖然當年通過開閘放水暫時緩解了災情，但是重慶和四川兩個省份之間用水的矛盾卻仍然存在。遇到突發事件時，仍然無法實現迅速協調解決。窮則思變，在嚴峻的形勢下，銅梁成了衝在最前頭的「黑馬」，重慶首部水權管理辦法在這裡誕生了。
2007年3月，銅梁縣水務局組建了專門班子，從事《辦法》的起草工作。然而，過程卻並不順利。
首先，不同的學者，對「水權」的理解不盡相同。譬如原水利部部長汪恕誠曾說，「水權」最簡單的說法，是水資源所有權和使用權；而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崔建遠則認為，水權即為依法對於地面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權利。這造成了在後來下發的正式立法檔中，關於「水權」的定義，被人為回避了。
其次，法律專家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亦未能明確「水權」；如果《辦法》精確劃定「水權」概念，勢必在引起糾紛時，出現與上位法相悖的情況。顯然，銅梁沒有能力、也不敢有所突破，因而僅在《辦法》的第二條中規定：本辦法所稱水權是指依法取得水資源的使用權，包括水資源開發權、取水權、用水權和排水權。
除此之外，《辦法》原稿中規定的「經過市水行政部門批准」，業已改為「需向市水行政部門徵求意見」。這背後是一個嚴峻的中國式難題——「『經過批准』涉及到行政許可的問題，比較麻煩。」劉尚斌說。
儘管一波三折，經過激烈的爭論並兩易其稿之後，辦法終於於2008年1月獲批實施。
雖然《辦法》並不完美，但依然為中國的水權改革，提供了可借鑒的路徑——以經濟槓桿來調節各個用水主體之間的矛盾。水行政主管部門將依據全縣的水資源情況，將每年度的用水、排水指標分配到各行業、各單位與各鄉鎮，它們可將未用完的指標上市交易。
這樣一來，各單位就不得隨意用水、排水。否則，一旦超過水行政主管部門所規定的指標，就要到市場上花高價錢購買指標，若買不到指標，將承受更重的行政處罰。這也意味著，在相對節水的單位，可在降低運行成本的同時，通過水權轉讓獲得一筆額外收入。
「理論界一直在探討如何進行水權改革。至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中國其他地方有這麼一個規範性的檔。《辦法》的制定，無疑為將來重慶市制定全市性的水權管理辦法，做了很好的嘗試。」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環境法學院研究組專家、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曹明德說。
重慶市水利局新聞發言人盧峰則直言，如果在銅梁出現成效，甚至對於全國的水權改革也有借鑒意義。水權改革，用法律法規來規範取水、用水、排水行為，保障水權(使用權)交易的進行，對於目前的中國來說，已經是迫在眉睫。
一系列地方法規的出爐，也極大的促進了中國中央政府層面的政策變革。綜合民間交易的經驗和地方發布的一些法規，由水利部部長陳雷簽署發佈的《水量分配暫行辦法》2008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
《水量分配暫行辦法》全文共17條，首次對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水量分配——比如長江流域各行政區每年如何取水，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其他跨行政區域的水量分配的原則、分配機制及主要內容等，作了較全面的規定。
水利部副部長周英認為，「和之前頒佈實施的《取水許可和水資源費徵收管理條例》一起，這兩部法規規章標誌著中國初始水權分配制度基本建立。」
《上海證券報》等媒體更進一步分析，《水量分配暫行辦法》有望全面啟動中國水權交易市場。不同地區之間進行水權轉讓，從而用市場化手段推動水資源更加合理配置、全民節水將成為現實。
水權法規正迎面走來。新的問題是，水權立法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的水資源危機嗎？在不少學者看來，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正如明智的經濟學家們所擔心的，排污權交易是把公共物品轉化為市場行為的一個極好辦法，但要成功實現制度設計之初所定下的良好願望，除了應該具備良好的法律和技術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作為其中的守護者，必須有極度的公信力。否則，結果殊難預料。
比如，就取水權的優先等級設置，取水指標、排水指標的制定等等，如何確保合理？如何做到公平？如何不影響可持續發展？這一切，都在考驗著各級政府。
銅梁用水大戶——永磁材料廠廠長李佰榮對《辦法》表示支持。但是，他同時也擔心，「如果水權分配量過多，此後的交易就失去了意義。如果分配量過少，勢必引起水價非合理性上漲，給企業增加額外負擔，不利於當地經濟發展。」
銅梁水務局官員尹遠明坦承，由於鮮有參照，「水權分配」也成了最困難的一環。
以紙廠為例，每生產1噸紙的耗水量國家有標準，然後根據用量、回用、損失之後的量來計算排放量，這讓水務官員很頭痛。除此之外，由於定額限制用水，涉及各單位、企業的經濟利益，因此在執行過程中會出現許多不配合的情況。
劉尚斌日前抽查到的某茶館便是如此。實際上它每平方公尺的用水量是20多升，但按照其自行填寫的資料，平均下來只有大約0.16升。
如今，銅梁水務局已經組成多個調查小組，為《辦法》制訂後續補充法規進行調研。其首要的任務，就是確定各個行業、單位、地區的用水指標。這是一個龐大而紛繁的過程。 「標準最難制定，水權改革任重道遠。」劉尚斌感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