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水扁總統任期僅剩一年以及SARS疫情星火燎原之際，行政院副院長林信義提出追加舉債一千億擴大公共建設預算需求，希望藉由大規模的政府投資挽救瀕臨潰散的經濟與民心。然而擴大內需的藥方已不是第一次提出，歷來成效已說明單憑財政與短期刺激手段並不足以達成結構性的轉型，更何況在SARS改變既有的運作秩序之後，我們絕對有必要思索，這些向後代子孫挪用的資源，該如何進行最有效的配置，以支持與因應新時代的來臨。
從SARS病例的爆發與分佈，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顯著現象，它似乎與現代性的都市角色與功能如影隨形，在原有的評價方式中，台北與高雄這兩個南北大都會聚集了最多的資源、最多的人口、以及最豐沛的醫療設施，是與世界接軌的窗口，也是台灣競爭力之所繫。但這一切優勢在SARS衝擊之下產生了大逆轉，大都市密集、複雜而流動的特質不僅提供了疫病活躍的溫床，更使防疫失去邊界，隔離、封城等防疫手段缺乏實現條件；而更深遠的衝擊是仰賴大都市運轉的經濟樞紐與商業活動，也因此面臨停擺的命運。
大都市的困窘，說明了極化發展下的都市所呈現的兩面性格，一方面它提供最多的養分與誘因使生存與慾望盡情膨脹，另一方面它的反噬力量則使得理想生活變得更不可能。在此一理解之下，「城鄉差距」不再僅是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問題，它是價值取向的反轉，是必須建立在人類與環境所能負荷與調適的最適規模的思考，因此引導分散式集中（decentralized concentration）的空間發展似乎是面對環境惡化乃至於SARS等疫病衝擊的未來策略。
分散式集中的空間發展建立在兩個重要的支持系統，一個是維生體系（生態），即完善的電力、飲水、通訊、交通、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另一是營生體系（生活及生產），即包括工商生產、休閑娛樂、學習成長等有機環境，這正是永續發展的「三生」概念，也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提出的「健康城市」模型。WHO 經由對城市的描述指出健康城市是一個「生活、呼吸、成長、複合與有機的變遷過程」，而「城市是其參與者在促進及保持健康並具有特別的容許量來改善生態系統的健康計畫」。
進一步來說，除了每個城市都有維生與營生兩大系統為支柱之外，分散式集中的「集中」便是「人的集居地」（城鎮鄉街）中必須有生態廊道（作為通風、採光之用─保證健康城市之可能性），生態廊道可以由綠色及藍色串連，綠色是指山、公園、綠地、廣場；藍色係指河流、埤塘、圳溝。而分散式集中的「分散式」便是集居地之外的空間（非都市化地區），這些地區則應「留白」─避免開發，以作為環境復原的基地。
空間的利用與配置方式是一切發展的物質基礎，就本質來說，規劃設計不只控制了實質空間如何被形塑，也控制其意圖達到的目的，因此無論就健康城市營造或整體國力振興的目標，我們必須藉由國土規劃與資源挹注的引導，促成小而美的有機城市成為能夠自我維持與防衛的活力細胞。一千億是向未來借貸，必須用在對未來的投資，而它也是決定我們能否從現在脫困的重要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