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以宏觀的角度來看待近日來幾個熱門話題：行政院同意台灣民用飛機可飛越大陸領空、台灣四鄉鎮列入安全世界級、外藉配偶子女教育如何接軌等，不難發現源自對「全球化」的焦慮與不確定感正貫穿其中。的確，全球化為當前架構全球政經環境的主要力量，它改變了世界經濟地理的分佈情況，傳統的國際分工架構已不足以解釋現行的經濟運作邏輯，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全球為範圍的競爭場域。在此趨勢下，影響國家發展的因素更趨複雜，中心與邊陲的問題，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以及不同的權力決策面向（政治疆界或者經濟領域）也具有不同的內容與成因。在全球化競爭壓力下，台灣如何在此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站穩立基取得競爭優勢，並且兼顧環境整合與社會公平等議題，乃為當前重大的挑戰。
儘管全球化時代許多經濟行為已不再受限於環境空間，但環境空間不僅是人們真實的生活場域，更是所有生命不可或缺的生存所繫，也是在全球化將世界變成同質、單一的產品與形象的過程中，最可能以獨特性與在地性取得競爭條件的特定部門。人類或許可以在虛擬的數位世界中進行經濟交易，也可以單純從比較利益的成本原則選擇產地，但是多元的個體表現卻是在地空間能夠活躍於世界舞台上無可取代的競爭方式。換言之，當環境空間越來越成為觀光旅遊等消費的標的，其特殊的自我魅力將是決定其是否具有競爭力的指標。
台灣地形蜿蜒起伏，既有山岳盤據，亦有大海環抱，原具備了極佳的自然生態景觀資源，但無可諱言的是，因過去數十年來經濟發展策略的選擇，使環境空間遭受極大的破壞，錯過了以環境空間來界定自我角色的機會。但我們必須體認在現今的全球經濟環境中，台灣已不可能再依靠勞力密集、低技術、高污染的產業進行全球經濟競爭，如今唯有全面性地以品質導向來爭取加入全球競爭，其中在地空間品質的提昇與空間魅力的展現更必須被視為前提。
綜觀台灣戰後追求經濟成長的歷程，在經濟掛帥的空間發展模式下，一方面使台灣的國土空間逐步與全球經濟脈絡接軌，並伴隨著迅速的都市化，種下城鄉失衡的空間極化危機；另一方面，戰後台灣獨特的政經環境與國家介入地方發展的模式，使早期的規劃體系無力對抗城鄉失衡的惡化。為了塑造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近年來空間規劃論述也逐步朝向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下進行調整與修正，雖然在經驗上有別於西方國家在空間規劃論述中與治理實踐上逐漸轉向「企業主義」的背景，然而就表面上的解除剛性土地管制、提倡公私合夥、市場機制引導土地使用等諸多措施，看起來已經接合了「都市企業主義」的做法。儘管如此，規劃當局的做法其實仍只是忠實反應出規劃論述與空間實踐上的矛盾，實際的運作思維並沒有脫離發展掛帥與國家強力介入地方發展下的宣示性意涵，同時執行上也忽略了這種做法對台灣的城鄉差距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基於台灣國土空間不斷延伸的空間極化課題，在全球經濟的衝擊下，致使台灣的城鄉發展更浮現出「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隱憂。因此，基於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城鄉均衡發展首應正視發展掛帥所帶來的結構性因素，並在此結構上設想符合台灣地理環境需要的策略，而非如同過去的規劃思維一樣，僅是片面引渡先進國家的空間發展策略。否則，看似與先進國家接軌，實則僅是引進了忽略地理現實與社經脈絡差異的空想，最後論述形構與實際策略不但產生執行上的矛盾，即使能順利建構出可實踐都市企業主義的制度架構，也不盡然就能解決忽略問題本源的地理現實。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台灣不應片面引用國外的經驗或作法，甚至仍只是作為國家經濟積累場域取得合法性的工具而已；換言之，未來除了應深化台灣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之外，都市企業主義可能帶來的危機必須立即先行檢視，以避免永遠為台灣的城鄉發展找尋著「事後補救的政策背書」。必須再次提醒的是，在全球化大趨勢下，如何為台灣新世紀的城鄉發展提出一個起始的想像，毋寧是當前台灣城鄉規劃最迫切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