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園事件發生後，台灣的公害製造業者終於了解，過去的推拖方式已經不合用。對這些公害製造者而言，使他們必須付出「和解金」13億元，因停工而少賺近80億元的主要原因，除了怪運氣不好外，還怪政府有關單位太沒默契，而記者在這次事件中，大寫特寫，雖未站到居民一邊，但也「太不為石化業講話」，所以一至於此。這樣的不甘，使他們賠錢的事，進行得愈來愈不乾脆。
事後檢討時，雖有部分工廠放出風聲說，他們原有計劃改善汙染，可是現在政府要他們賠錢，改善汙染經費又泡湯。言下之意，環保之事再說吧。
林園事件並不會因為賠錢而了事，這是從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再爆發一次停工事件，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目前的汙染狀況與賠錢之前並無不同。可是林園事件對國內許多「好險」的汙染者而言，卻是一次警訊。他們之間已形成一些共同的想法。一致的努力是，如何避免賠錢事件再度發生。如何「解決問題」成了他們迫切的議題。
「解決問題」有兩類不同的意思。
一、解決汙染問題：
1痛下決心，革除汙染，不計血本。
2只解決容易被逮到的汙染。其他能賴掉就賴。
3訂下汙染改善期，先向社會「認錯」以及表達「誠意」。實則看風向，能拖繼續拖。
二、解決認為汙染有問題的可能人或單位：
1加強地方性「公共關係」、「敦親睦鄰」。與居民之間維持經常賠小錢，讓居民形成「已經拿到好處」的心理，並讓社會一般認為，自力救濟的目的在錢。
2加強與地方首長、民意代表之間的關係，以期有事件發生時，這些政治人物的立場不要讓他們「失望」。
3.收買地方記者。要他們多發一些對工廠有利的新聞。
4.招待記者。以看國外的公害處理為理由，出錢讓記者出國去觀光。並與媒體的擁有者做好關係，以利「作業」。
5向曾經寫文章指責過公害問題的學者專家展開「笑臉」。進而探詢「資助研究」之可能。
6與地方司法機關「合作」，對自力救濟者施以「法律」之教訓，將這些民眾列入「暴民」。
這一連串的應變措施，除了「痛下決心，革除汙染，不計血本」一項是真正的「解決問題」，其他的全是掛羊頭賣狗肉。而就錢論錢，如果解決汙染所需的成本是10，其他辦法的花費只要1。這是很大的一個誘引。
汙染者與政府、民代、輿論之間，事實上有一個「危險平衡」存在。表面上看起來，政府與民代、輿論是有義務共同一起清除汙染者的；但是，汙染者卻同樣有機會對政府、民代、輿論進行分化，並各個擊破。
政府是否要嚴格執行公權力，除了法之要素外，還要看社會壓力的大小。而社會壓力的大小，要看民意代表願不願「為民喉舌」，民代的意見表達強烈程度，又要看記者願不願意為受害民眾多說話。記者的報導也受到民意代表與政府處理事件的積極程度的影響。可以說政府、民代、記者之間會有一個「你看我，我看你」關係。
如果事件中，民眾採取了有「新聞性」的激進動作，可能會把政府、民代、記者、學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連鎖反應」起來。如此事情就「鬧大了」。這時任誰也停不下來，民眾的聲勢就會如雪球一樣，愈滾愈大。
同樣的，如果汙染者能在「連鎖反應」發生之前，就在政府、民代、記者、學者，特別是記者的環結「打斷」，那事件「壓下去」的可能就很大。要再起來，就很困難。
除了這兩種情況之外，當然還有別的變因可以討論，但這些變因中，幅度最大的要算記者。記者或者他所代表的媒體，可以算是整件事的「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如果記者在事件過程中，採取中立，或多為弱者百姓多講一些話，都對汙染者不利。
對於汙染者來說，對他們最利的是「沒有報導」。如此他們可以將抗議者圍在地方，要怎樣，就怎樣。只要處理得到差不多的時候，讓記者配合一下，寫一寫「有誠意的廠商的故事」以及「過度的環保自力救濟運動已經影響國內投資意願與經濟成長的故事」。就算向社會交代了。
記者如果不與這些廠商跳同一舞步，而平衡報導、調查報導，追新聞追得廠商、政府、民代只好隨記者拍子起舞。汙染者幾乎只有體無完膚，任這個社會追回公道。
能夠這樣做記者，今天已經少之又少了。現在流行的是成群結隊接受汙染者招待。而記者與他們所屬的報社，對這一類的「招待」也似乎習以為常了。記者這一行中，一旦出現與汙染者如此之「溝通」的品種，尊嚴蕩然也就從此一代傳一代了。
汙染者今天在台灣如此的容易過關，如此的有搞頭，多少與他們掌握了與媒體有從上到下不等程度的關係有關。而這樣的連絡，隨著公害問題的加重而愈來愈增強。有些汙染公司的主持人，同時是媒體關係機構的董事，更是媒體評論的「影武者」，與媒體的擁有者親密至此，也不怕別人批評。就難怪國內關心環保者要對這樣的「拍檔」關係研究再三了。
這是個講民主講溝通的時代，可是也不能忘了溝通是有其一定的限度，不能最後鬧起勾結來了。溝通、溝通，多少人假汝之名行「勾結」之實，對那些不願「勾結」的人，冠以「不能溝通」的帽子。
這是往後台灣的公害問題中，最值得注意的環結。到底，汙染者會採用什麼樣的招數來「解決問題」？是真的「誠實的」解決問題，還是去解決「認為汙染有問題」的人？是向這個社會真正「溝通」，還是搞「勾結」？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檢驗的時代」(the year of test)。誰也別想逃。
原載1989年3月《當代》雜誌第35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