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斐悅，花蓮吉安鄉稻香村客家後代。多年來，「花蓮人」這個角色，持續和她的生命實踐和追尋，難以切割地交纏。斐悅的父母都是客家人，父親的祖先落腳於後山吉安，母親則是新竹北埔姜家後代。80年代後出生的斐悅，跟著移居城市的父母，在台北市長大，幼時的記憶，卻有許多是關於花蓮山海的。
斐悅的祖父出生於日據時代，接受日本式教育。戰後，在吉安稻香村的火車站旁經營貨運代辦行。「小時候，阿公常開著車，帶著我們堂兄弟姊妹到處拍照、到處玩。」祖父帶著蘿蔔頭遊山玩水。從山上到海邊，北邊的清水斷崖到南邊的磯崎、水璉，都有斐悅與手足們的童年記憶。直到國三為止，她的寒暑假，幾乎都在花蓮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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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斐悅在爺爺的辦公室前。圖片來源：黃斐悅 |
斐悅與土地的另一個連結，來自父母。愛好戶外運動的父親，常帶著妻小，回花蓮海邊玩滑翔翼，斐悅小學五年級時，父親黃雍熙和母親廖惠慶，加入荒野保護協會，成為創始會員。「印象中家裡的客廳總是很多人。」包括徐仁修老師等人，都是家裡的座上客，對鄉土、自然的關懷，不知不覺潛移默化到斐悅的生命。雖然斐悅也曾經抗拒過這樣的價值。正值青少年階段的她，與同儕間的話題，不外漫畫、音樂、籃球，離自然保育的世界甚遠，讓斐悅相當無所適從：「國二時，媽媽要求我請假，和徐仁修老師去思源埡口，那次我開始有點反抗。因為這些事情，和同學的世界完全不同。」
直到上大學，斐悅參加台大自然保育社，才終於找到年齡相仿、且關懷相似的同儕。保育社期間，斐悅和社上同學們，一起參與阻擋烏來三峽聯外道路開發環評案。因為這個案件，斐悅首次接觸環境影響評估流程，並在大量接觸烏來當地原住民的過程，展開一連串關於「在地是什麼」的思考，也讓她開始反思，自然生態保育，依然必須奠基在對人、對地方的關懷上。
返鄉路上的歧異與撕裂
大學畢業後，斐悅繼續待在台北，進入工程顧問公司，透過大量接觸環境開發案件，熟悉環評遊戲規則。那些年，正值蘇花高議題沸沸揚揚的時刻，蘇花高興建與否，成為劃分、撕裂花蓮人的利刃。斐悅在體制當中，一面為諸多開發案的業主撰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一面以花蓮旅外遊子的身分參與議題，內外交迫與價值衝突相當強烈。
2008年，蘇花高議題的正反兩方，引發強烈對立的社會氛圍，環保署將環評報告退回交通部，同年7月，當時的交通部長劉兆玄提出「蘇花改」計畫，期待在正反兩造間求取平衡。當時，斐悅和許多花蓮學子一樣，面對著家鄉父老「年輕人不懂父母討生活辛苦」、「被台北人洗腦」的指責。贊成興建的一方提出「一條安全回家的路」；另一方則提出「不一樣的返鄉路」做為訴求，認為花蓮有更多內部議題要被看見、重視。8月，斐悅和一群在花蓮長大、離鄉求學的遊子，回鄉舉辦「我們所看到的未來」訪調工作坊，期待跳脫蘇花高議題，透過訪調，看見花蓮人在教育、社區產業、醫療等各方面的真實需求，指出另一種理解花蓮發展的可能。從哪時開始，斐悅才覺得自己開始找到一種理解鄉親的可能：「也許蘇花高是一個假議題，真正的問題，在那些更貼近花蓮人生活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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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櫚濱海度假村相關會議，斐悅代表環團提出訴求。圖片來源：黃斐悅 |
運用環運專長 守護吉野驛老屋
2010年，斐悅決定返鄉，從事專職環保運動。無獨有偶，斐悅忙著關注花東地區諸多開發案件同時，充滿童年回憶的老家竟也面臨徵收。當地為日據時的吉野驛（舊吉安火車站），隨著舊火車站廢除、當地也逐漸冷清，縣政府卻計畫拓寬道路，未經知會討論，將斐悅老家房舍變更為道路用地，直到2009年夏天的一紙公文來到，家人才知道老屋將被拆除。
斐悅一家開始四處陳情、期盼緩拆，一如台灣其他被徵收戶，「土地徵收條例」和背後的政府力量，突然具體得可怕。在與鄉公所的公文往來中，期盼這條通往廢棄鐵軌死路的拓寬工程，能夠縮短50米、保存老屋的陳情，卻被冠以「阻礙地方發展」之名。這樣的過程，斐悅更深刻體會她在其他環境議題中所看見的發展迷思：「這樣濫用『發展』一詞的工程，根本看不見都市計劃的功能，越是偏鄉地區，政府計畫越是疏漏百出，更需要公民團結監督！」
面對「自己家」這個議題，在情感上，不免要處理親族間的記憶與情緒，以及因歧異帶來的摩擦。斐悅在一邊要用環境運動專業者的理性腦袋，處理議題程序；同時還得面對街坊鄰居的意見帶來的情感壓力，因而極度疲累的日子裡曾寫下：「我害怕的，就是所愛的人事物，因我的所作所為而離開我。」在進行當地口述訪談、資料爬梳的過程中，這個「外地回來」孩子，不免受到鄉親父老的冷言冷語。溫潤的童年記憶投射，與現下疏離陌生之間的落差，常讓當時的斐悅心力交瘁。「所謂近鄉情怯，就是真真實實在講我這種從外地回來的人！」
然而，也因為祖父留下來的老照片，使家族對老房子的深刻情感漸被喚醒。祖父用一台日本人留下的相機，紀錄家人以及吉野驛周邊生活的點點滴滴，「那些照片，讓大家彷彿回到過去彼此緊密的生活，於是一一義無反顧的放下工作就趕回來，堅定無比地一起完成了照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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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家舉辦照片展，斐悅的奶奶也看得很開心。圖片來源：黃斐悅。 |
拆除令迫在眉睫的時刻，斐悅與手足，一起記錄鄰近房子拆除的過程、撿拾物品、
清理拆下來的門窗；在老屋中翻找老照片、看見上一輩的家書；聚在一起，反覆述說過去的故事，宛如儀式，讓整個家族重新面對、處理過往的快樂與傷痛。因為有這些，經過兩三年的重新磨合，家族成員才對保留運動漸漸有了共識。小小老屋的保留，讓斐悅一家人用盡心思管道、歷時數年，終於在2013年獲得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以行政瑕疵為由，撤銷徵收。
理解在地 是永遠的進行式
這5年來，從蘇花改、東發條例、萬里水力電廠，接二連三的開發案及監督，斐悅忙著組織地方團體、籌畫相關活動，對地方團體有了更多的認識與瞭解，也促使她持續思考：如何在花東地區的地理特殊性上，實踐真正的「永續發展」。當她在花東環境議題上逐漸成為一個中堅分子時，卻不免焦慮：「在自己的故鄉，除了打議題，還能做什麼？」對相信「只要一個人待在地方，一定可以做一件事」的斐悅而言，現下如何找到除了議題參與之外，更感踏實的定位與角色、安放自己對故鄉花蓮的關懷與情感，是一則長遠的課題。
除了斐悅，當年活躍於反蘇花高議題的旅外花蓮青年學子，也不約而同地紛紛回鄉，在小農產銷、社會工作等領域，開展自己對家鄉發展的關懷與實踐，也許，即便蘇花高議題已塵埃落定，但他們仍在尋找關於「除了阻擋開發，花蓮還（更）需要什麼？」的答案。就如同斐悅所說的：「理解在地這件事，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