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加坡旅遊的遊客，或許曾在夜間動物園看過馬來靈貓（Malay civet，Viverra tangalunga），這種名列IUCN瀕危物種紅皮書的野生動物，普遍認為在新加坡野外已經滅絕，然而2012年研究人員的自動相機卻拍攝到牠的身影。另一個讓保育單位興奮的消息是，2011年新加坡海域重新發現了杯狀大海綿（Neptune's Cup sponge，Cliona patera），這種海綿動物前一次出現是在百年前的1908年。
上述新加坡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成果，都在其國家公園局2015年提交給生物多樣性締約國大會（CBD）秘書處的「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育報告」中，報告也提到，2010～2014年新發現和重新發現的維管束植物有54種、鳥類21種，然而同時也有一種鳥類、二種大型貝類和昆蟲可能已經在當地消失。
「愛知目標」與「新加坡指數」
猶記2002年第六屆生物多樣性締約國大會（COP6）上各國領袖所做的承諾：「2010年以前將大幅減緩生物多樣性滅絕的速度。」但是到了2010年，這項目標卻正式宣告失敗。
令人失望的成果，促使各國重新訂定新的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十年計畫，並設定更明確的「愛知目標」（Aichi Targets），希望各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能投入更多資源在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及永續利用。包括新加坡在內的締約國承諾更新其「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且每4到5年定期向大會秘書處提交報告，說明將如何達成2011～2020的生物多樣性保育目標。
愛知目標詳列了到2020年的20項子目標，如：應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納入國家和地方發展與減貧策略，並規劃進程，納入國家財務會計報告系統（目標2）；應減少包括森林在內的所有自然棲地喪失和退化，並使破碎化程度減半或盡可能接近於零（目標4）；應保護至少17%的陸地和內陸水域，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區域，尤其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服務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區域，進行有效公平的管理和保育措施，納入更廣泛的土地景觀和海洋景觀系統（目標11）；在2015年之前，各國應擬定、通過政策工具，並執行一項有效、參與式的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行動計畫（目標17）。
除了國家之外，秘書處也鼓勵地方政府建立各自的「地方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為國家貢獻行動成果。然而城市和地方政府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跟國家有所不同，需要不一樣的行動計畫和評估方式。
新加坡政府提出「新加坡城市生物多樣性指數」（SI），就是為城市或地方政府而設計，國家公園局表示，新加坡指數提供了一項監測和評估工具，且其各項指標都可回應愛知目標的各個項目。
「新加坡指數」操作手冊
「新加坡指數」如何評估一個城市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成效呢？在國家公園局出版的操作手冊中有詳細說明。
首先，必須先了解城市的基礎背景資訊，尤其是生物多樣性現況。在第一部分，須詳細說明城市的地理位置、面積、人口特徵、經濟參數、城市的自然特徵等，以及該城市所擁有的「生物多樣性特點和特徵」，包括生態系統、可發現的物種、本地重要物種的定量數據。第一部分也須說明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行政管理措施，以及相關連結網站等。
完成了城市的基礎資訊，在第二部分，可透過23項指標，來衡量該城市本身的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管理。針對每一項指標，國家公園局都說明了選擇該項指標的理由，以及計算方式，依據計算結果給予評分標準。每項指標最高可得4分，總分最高為92分。舉例來說：
指標1：該城市的自然區域所占比例
國家公園局說明，由於城市擁有較高比例改造過的土地，因此城市的自然區域定義是「由本土物種和自然生態系統所組成，且沒有、不再或只輕微受到人類行為影響，但為了保護、提高或重建本土生物多樣性所做的行為不算在內。」
國家公園局進一步解釋，為鼓勵城市積極復育受到影響的生態系統，因此把已恢復的生態系統和自然化區域也納入。
城市自然區域所占比例」的計算方式：（自然區域＋已恢復及自然化的區域總面積）÷（城市總面積）×100%
如果該城市的自然區域占20%以上，就可得到最高的4分，14%到20%可得3分，以此類推。這個指標評估了城市在保護和復育生態系統和自然棲地之作為和成效，對應到愛知目標，與第5、11、12、13、15項子目標相關。其餘的22項指標亦同。
除了以上舉例，第二部分的指標還包括：［指標10］計算外來入侵種比例、［指標11］計算城市的水量管理、［指標12］計算城市中植被的儲碳和降溫效果；在政策管理方面，［指標15］地方政府執行生物多樣性政策的預算、［指標16］每年執行的計畫數量，與［指標18、19］生物多樣性相關的機構數量等。此外，教育和民眾意識提升也是重要的指標項目。
目前新加坡指數已廣泛使用，國家公園局表示，到 2012 年底，全球有 70 多個城市開始應用該指數，也有五個國家的334個城市使用刪減版指標，作為歐洲首都生物多樣性計畫的一部分。
「新加坡指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城市更加了解，長期而言該如何改善生物多樣性保育措施。」國家公園局說，指數是一個自我評估工具，並非用來和不同城市做比較，而是以城市既有的現況為基礎，檢視自我表現，並根據這些指標定期監測，決定政策的優先順序。
面對全球生物多樣性危機 城市或許是轉機
2014年最新的《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4》指出，城市和地方政府對於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實施有重要影響。全球都市化嚴重，當大量人口移往城市，對城市的基礎設施產生更大需求，都市化的模式將決定未來城市和全球的永續發展。
「如果目前的行為、消費、生產和經濟模式『一切照舊』且持續下去，全球生態系統將無法滿足未來人類的需求。」報告中提出警告。
不過報告也指出，這些挑戰或有轉機。城市的優勢是擁有較多資金、知識機構，資訊和人的網絡，因此能夠迅速轉變且做出因應。透過地方政府的環境影響評估，和研究得到的精準數據，可以針對生物多樣性嚴重喪失的地區，加以量化，並且制定減輕全球環境影響的措施。透過政策，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或可在城市的優勢中實現。
以新加坡來說，2009年所設定綠化面積和生物多樣性目標，在2015年時已大幅超前。「整體而言，新加坡在達成愛知目標上有具體顯著的進度。」國家公園局指出，在18個可計算的指標中，新加坡獲得總分77分中的55分。此外，新加坡國土計畫和2015國家永續藍圖的規劃過程，就是把生物多樣性納入政策和決策考量，讓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具體表現。
參考資料
※ 本文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