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態度是高度畏懼的，所以只能祈求風調雨順；不僅自然現象的風、火、雷、電、水令人恐懼，出沒的猛禽野獸也是生存的挑戰。那時候的空間是浩大無垠，那時候的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現在則有著強烈的對比，氣象預報可以掌握幾千里外的颱風動向，先進的消防設備可以控制熊熊的森林大火，再兇猛的野獸只能在人類規劃的保護區中求生存，甚至那曾經浩瀚的地球，成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戒慎，至於那地球資源無限的認知，更是油價即將衝破百元大關的反諷。
人類開始深刻思考環境與人的關係和環境危機的發生是密切相關的。工業革命後逐漸產生的資源消耗與環境汙染，促使人類必須思考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工商業發展與科技的創新，大規模的發展與無限制的消費，所引發的危機已從區域性的環境汙染，形成全球性的生存議題，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面對環境問題所引發的生存危機，除了要採取具體的對策〈如京都議定書〉，也要深刻省思環境與人的關係，以及自然環境的價值：自然，除了迎合人類的需求外，是否尚有其他功能？自然環境的價值為何？價值判斷的依據又是什麼？什麼是人類對自然和自然實體的責任？
自七○年代起的多次聯合國高峰會議，從會議的議題、討論內容及引發的全球回應，見證著我們正處在一個環境典範急速轉移的時代。
一、從“人本中心”到“環境關懷”的環境典範
以強調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主流典範的國際情勢中，一九七二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1972）宛如暮鼓晨鐘地喚醒人類，自我省思以滿足人類欲求為尺度的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該會議所發表「人類宣言」，促使人類注意環境的問題，啟始了人類與自然環境良性互動的新紀元。
二、從“環境保護”擴展到“弱勢關懷”的環境正義
貧窮與環境破壞經常是相互伴隨與互為因果，關心環境的弱勢也必須處理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弱勢問題。聯合國在一九八三年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關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兩個議題。這委員會的成立，象徵著環境典範的內涵，由生態環境保育擴充到對環境中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關懷。一九八七年發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宣言，即是清楚地呼籲全球對自然環境與弱勢族群的認同與關懷。
三、關心未來世代永續發展的世代正義
聯合國於一九九二年召開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通過了舉世矚目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把永續發展的理念規劃為具體的行動方案：倡導永續發展的教育理念，強調對未來世代的關懷與對自然環境資源有限性的認知，及對弱勢族群的扶助。進入了二十一世紀，聯合國在二零零二年再度召集世界各國領袖，選擇南非的約翰尼斯堡舉行“永續發展高峰會”，檢討地球高峰會後各國落實永續發展的成效，會中重要決議是匯集夥伴組織，致力於解決貧窮與弱勢地區的基本生存問題。
歸納過去三十多年的國際趨勢，環境典範的轉移涵括下列三個向度：就社會正義而言，對原住民、兒童、婦女、與貧窮國家等弱勢族群的關懷與照顧，已成為國際的共識；而環境保育的思潮，則由人類中心主義，擴充至生命中心的觀點，再推進到生態中心的理想；第三個向度是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思考，已跳脫完全以本世代為中心的考量，而納入大視野的永續發展與未來世代福祉的思維。
處在環境典範急速移轉的國際潮流中，台灣的環境典範呢？生態關懷者協會十年來持續關心環境倫理的議題，而且默默地但影響深遠地推動環境典範的向上轉移。對於協會的執著與付出，致上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