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核共舞30年專家:核能非「最合邏輯」選擇 資訊公開就知道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與核共舞30年專家:核能非「最合邏輯」選擇 資訊公開就知道

2018年11月23日
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 賴慧玲荷蘭報導

今年10月4日荷蘭境內唯一一座核電廠因延役決策缺乏公民參與,遭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UNECE) 正式裁定違反奧胡斯公約 (Aarhus Convention)。推動這項申訴的是綠色和平核能與能源政策專家楊∙哈佛坎普 (Jan Haverkamp)。自1980年代以來,他活躍於荷蘭、德國、羅馬尼亞、烏克蘭、保加利亞和捷克等多國環境倡議活動和核電廠環境影響評估,參與設計及執行過ENSREG (歐洲核安管制者組織)的核電廠壓力測試,也曾在2013年受台灣環保團體之邀來台進行民間版核電廠壓力測試報告。

和核電廠交手超過30年的哈佛坎普,對於核安和核災風險有著深刻的觀察,12日接受本報專訪,和台灣讀者分享他對核安、核災風險與核廢料的看法。

楊∙哈佛坎普 (Jan Haverkamp)
楊∙哈佛坎普。賴慧玲攝。

壓力測試不是核安保證

核能支持者常以核電廠通過國際標準的壓力測試,來宣稱核電廠安全無虞,但哈佛坎普直言,「通過壓力測試不等於獲得綠燈,因為審查內容無法涵蓋所有核災情境,包括福島核災的狀況。」

他解釋,壓力測試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只有討論(discussions)。核電廠是國家主導的領域,所以只有國家標準、指導原則 (guidelines) 或是相關規定 (在歐洲)。但是,這些指導原則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實際操作時必須自己去填補這些抽象原則留下的空白,而這正是困難之所在。所以,就算合乎國際性的指導原則,也有許多操作的模糊空間。

他強調,就算合乎國際性的指導原則,2013年ENSREG來台進行壓力測試時,歐洲專家仍提醒台灣四個核電廠面對的風險比日本還大,並且許多風險如地震並沒有被通盤考量過。「我寧可相信這些專家,而不是利益和核電廠相連的那些人。」而如果要嚴肅看待風險,就必須投資大筆金錢來提升核電廠的安全性,也會讓核電更為昂貴。

解決困難  流於「停止去想像其他可能的差錯」

身為工程師,他可以同理核工背景人士對「風險」的認知是「遇到困難就想辦法解決」。這種辨認問題再以後端處理機制解決的作法,常被稱作是「降低」風險。實際上做的卻是「停止去想像其他可能的差錯」,然後忽視那些超乎想像的問題。

「但風險指的正是無法被預見的問題。你可以建造一個足以抵禦大多地震威力的核電廠,但總有問題是你無法預知的。」他認為,如果一個場址會增加核電廠的風險,就應該重新選址。台灣地震帶幾乎無所不在,台電可以在末端盡可能做工程補強,但永遠無法「排除」風險,「這才是問題所在,而且它會從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不僅如此,人們對核災的風險認知和核電廠外的環境條件也在改變。

例如過去對嚴重輻射外洩事件的頻率預估,是每一千年有4個反應爐,但現實上過去四十年的平均是幾乎每十年就一起 (1980年代以來車諾比和福島共4個反應爐發生核災)。不只頻率比我們預想的要高得多,而且核災的衝擊也比想像大得多。1970、1980年代對核災的經濟損失預估不過幾百萬歐元,但實際上福島核災的經濟損失超過2000億。除此之外,地球人口越來越稠密。像台北人口這麼密集的地方,明顯無法在核災中生存,因為今日人口數遠比興建核電廠時多更多。

他認為奧胡斯公約申訴成功的最大意義,就是UNECE 委員會指出興建核電廠時的環境條件早已改變,若要延役必須重新評估整體環境。「風險=影響程度×機率」,假設有一個可接受的風險水準,30年後當地人口加倍,就必須以足夠的技術措施將風險發生的機率減半。然而,擁核者拿來掛保證的安全標準,「從過去以來並沒有多少改變,只處理了核能技術辯論中能被想像的一面。」

福島核災衝擊  不能化約為死亡人數

另一方面,擁核人士常宣稱福島核災衝擊並沒有反核者預想的嚴重,至今只有一人因核災死亡而獲正式補償。哈佛坎普嚴正反駁,「福島核災災情沒有更擴大,是因為我們幸運。熔毀的爐心不是安全的象徵,而是風險的警訊。」

「我從沒說過核災會死幾百萬人,但我也不打算忽視福島核災中16萬名被撤離家園的災民。從災區撤離是重要的,而且能夠順利撤離這麼多人,是我們幸運。因為風向剛好長達15天來自對的方向,而且廢燃料儲存池剛好沒有崩毀。如果風向不對且儲存池崩毀,福島核災將遠比今日嚴重。」

「你不能說福島核災不算什麼。」他正色道,「福島核災展示了核能並不安全,即便你進行了所有的安全措施,在一個高度紀律化且組織完善的國家如日本,也會發生損失高達2000億的大災難,數以萬計的人被迫長期離開家園。」

他更反對輕率地用「死亡人數」作為衡量核災衝擊的指標。一來輻射導致的傷亡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會慢慢浮現,從有限時間內做出的片段研究數字中看不出真正的死亡人數,而且因核災逝去的生命遠遠不僅於此。例如核災發生後不久,福島縣的雙葉醫院就有數十位入院者在緊急撤離過程中不幸喪生。二來,正是因為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迫撤離家園,才能把輻射受曝死傷的人數控制在數百或數千人。這些核災難民的生活處境和遭遇,不該被忽視,也無法被化約為冰冷的數字。「如果我們要討論核災衝擊,就認真討論在福島實際發生的事和每一個影響。」

「我們從福島核災中可以學到的一件事,就是當你遇上地震加海嘯的複合性災難時,核災是你最不想要面對的事。」

對於擁核者喜歡拿燃煤的死亡人數來和核災做比較,哈佛坎普不以為然地說,問題不在於發每度電會造成多少死亡。事實上,最先將中國等地的燃煤空污問題帶到公共視野的,正是綠色和平。如果擁核者想和他們一起為這些環境議題並肩作戰,非常歡迎。若要正視污染,鈾礦的開採對環境造成的巨大傷害,也必須攤開來談。

從源頭減量是解決核廢料的最佳方式

讓哈佛坎普致力反核超過三十年的原因,除了永遠無法被安全標準給排除的核災風險之外,還有至今懸而未解的核廢料問題。

「芬蘭?不,芬蘭也還沒解決,他們獲得了許可在地底下挖儲存場,之後還要申請營運許可,而這也牽涉到使用哪種儲存桶,這種儲存桶在瑞典被研發,但瑞典政府可能不會核發執照。如果瑞典無法生產這種儲存桶,芬蘭就有麻煩。就算他們有儲存桶,把核廢料儲存在這個地底設施裡密封起來,仍然還是個問題。」

哈佛坎普強調,就算找到最終處置場,核廢料和輻射風險依然存在,就像重金屬汙染一樣,「不會因為你說沒有問題就自動消失」。他反問,既然難以處置,何不從一開始就盡可能減少核廢料? 「這是個好主意,而90%的核廢料來自核電廠。」

換言之,核災風險和核廢料問題是可以選擇和避免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希望奧胡斯公約能夠被落實,不光是談博爾瑟勒核電廠延期的年限,也要談延役後可能會發生的衝擊,我們能處理這些衝擊嗎? 有哪些替代方案可以讓我們不用承擔這些風險? 替代方案的成本是什麼? 延役的成本又是什麼? 把這些資訊都放在桌上看仔細,再來做出政治決定。」

他表示,「根據過去30年的經驗,我確信只要你毫無顧忌地把這些資料完全公開比較,就會得出核能不是最合邏輯的選擇。」

 

 

作者

賴慧玲

環境圈的雜食動物,練習當好一名研究者、記者和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