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永續與「人」的永續密不可分。截至2021年5月為止，全世界已有1841件的氣候訴訟，當中有112件是以人權為基礎，而我國在2021年2月出現首起氣候訴訟案例，顯示「人權議題」在氣候變遷的討論中逐漸浮上檯面。
國家人權委員會上月25日舉辦「環境權與公民參與論壇」，邀集政府部門、產學界及民間團體探討國內環境決策及公民參與的趨勢。全國律師聯合會副理事長詹順貴指出，我國過度追崇行政效率，反而削弱民意影響力。他呼籲，環評應該移交國發會負責，置於決策前端，搭配國家整體短中長期發展、淨零碳排政策及重大建設計畫客觀評估；同時，氣候法也應參照其他污染防治法規納入「公民訴訟」條款，強化公民監督力道。
環境決策如何更民主？ 美國南加州「環境正義計畫」可成高雄借鏡
近年來，「人民如何有效參與環境決策」成為學界和實務界在環境權保障上的關注焦點。1998年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通過《奧爾胡斯公約》，目的在保護與環境事務相關的權利與人權，同時強調公眾參與決策，形成對政府的問責機制。台灣近年邁入能源轉型及強化環境治理的環節，情境也較為複雜，環境決策在「民主」的發展方向上遭遇不小瓶頸。
例如，高雄反空污行動長期以來發展蓬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董事杜文苓指出，高雄是以石化為主的重工業城市，美國加州南岸空氣品質管理局（SCAQMD）的「環境正義計畫」就可作為高雄環境治理政策制定的借鏡。
杜文苓說明，SCAQMD的「環境正義計畫」在制定空污改善實施目標時，不僅會考量社會經濟因素，以判斷各地區資源投入的優先順序。同時，該計畫凸顯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藉組織溝通平台讓政府部門、民間團體、專家及利害關係人在內的所有人表達意見。
另外，計畫也藉由資訊公開的方式，促進民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監督，例如當地煉油廠皆被要求為工廠及社區的空品監測設備出資，並即時公布監測結果，供民眾查詢、監督。
公聽會成宣導大會 詹順貴：環評移由國發會負責，避免本末倒置
面對國內環境決策的整體趨勢，全國律師聯合會副理事長詹順貴指出，過度偏重經濟發展和過度強調行政效率，是台灣民眾參與密度不足的最大原因。
他表示，許多環境決策或開發案常召開公聽會，邀集民眾參與和發表意見。然而公聽會容易流於形式、淪為「上對下的宣導」，民意位於決策過程的最末端，難以發揮影響力。而且國內許多開發案都是行政院已通過重大建設計畫，後續才交由下級的環保署審查，「那要怎麼審？」
蔡政府今年再次啟動組改，詹順貴建議，可考慮將環評移由國發會負責，於審查各部門提報的計畫與預算編列時一併進行環評，國發會也可配合國家整體短中長期發展、淨零碳排政策、重大建設計畫核定與預算分配一起思考，有助於整體客觀評估，也避免決策權責倒置。
氣候訴訟遍地開花 我國《氣候法》卻拒納入
在環境決策制定以後，公民仍可持續監督政府，甚至在政府部門的作為有瑕疵時採取具體行動。我國環保署所執掌的各項污染防治相關法律，以及環評法當中都有納入「公民訴訟條款」，即是賦予人民或公益團體權利，藉司法途徑對抗政府部門的一種事後監督機制。
今年下半年的環境修法重頭戲，「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的討論過程也不乏此呼聲，多個民間團體、律師公會連署要求納入「氣候變遷公民訴訟條款」，讓全民透過司法平台與政府對等討論，共同監督減碳進程。然而今年4月行政院通過氣候法草案，政院明確表示暫無規劃。
對此，詹順貴不滿表示，氣候法是否要納入公民訴訟根本不是問題，既然環保署職掌的相關法律都有公民訴訟條款，為何還要反對氣候法納入公民訴訟。
全球1841件氣候訴訟 112件以人權為基礎
事實上，在各國提起氣候訴訟的案例中，較少會直接訴諸環境權或氣候權，反而多數是根基在人權觀念上，提出氣候變遷對人權帶來的危害。
環境法律人協會常務理事林春元指出，截至2021年5月為止，全世界1841件的氣候訴訟當中就有112件是以人權為基礎，而主要被提起的權利主張則包含文化權、私生活保障、年齡歧視或兒童權利、健康權、環境權、生命權、自決權、適足居住權及水權與糧食權等。
林春元也說，各國法院在審理氣候訴訟的經驗中，國際公約及協議都會成為法院的重要參考對象，因此氣候訴訟的發展，將有助於充實國內法律的氣候內涵。他建議，我國法院未來在審理氣候相關的訴訟時，就應參考國際公約與協議對人權的解釋，並將國際上相關的氣候訴訟判決納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