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梭伊斯特（Van Soest）和狄．維特（De Wit）於一九九一年發表的著作中，對永續稅捐系統的潛在性做了初步研究，從財政的觀點考慮環境稅的可行標準。他們認為環境稅的基礎應為：
- 物質的流量在可預見的將來不致降落到零點（可以產生結構性的稅收者）;
- 可量度的、可收集的、可強制的（也就是可防止欺騙的）;
- 從觀念上說是可以允許稅收體制之單純化作用的。
初期的研討認為，本方案所考慮的許多物質，其流量都符合上述標準。例如燃料、（飲用）水、土地、地表礦物、無機肥和（某些種類的）廢物，都適合抽取生態稅。而重金屬卻比較不合，因為它們進人某一國家的途徑很分散，以致不適合抽稅。不過，以全歐或各國為單位而對金屬做管制仍屬可行而且應當，例如可藉由各該物質的存放系統來管制。
然而，在稅制的設計上必須小心，以便確保有助於減少物質流量，促使轉向合乎環保的生產過程，尋求合乎環保的代用品，並能提供稅收。
圖3顯示一個國家越是富裕（橫軸）則其人民的收入水平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越小（縱軸）。文浩芬（Veenhoven）做了如下的結論：「一個國家越是繁榮，其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幸福或快樂之）差距就越小。因此，幸福感很顯然跟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有重要關係。」照文浩芬的看法，轉變點似乎在墨西哥目前收入水平附近。超過這個個人收入水平，更多的錢並不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幸福。
設若在收入超過某一水平（註６）後，收入水平對人民的幸福而言不再是那般重要，則什麼是重要的呢?在什麼樣的社會人民才是最快樂、最健康的?照文浩芬的看法，個人對社會品質的感受主要是由分配方面的一些因素左右，例如社會平等。「在社會方面最平等的國家，其生活滿足感最高。部份原因是社會方面最平等的國家，其經濟福利也做得最好。不過，如果反覆核查每個人的收入，則幸福感與性別平等和收入平等之間的關係還是很強，社會不平等可以意謂人生中重大的不如意和挫折之源。」
如果社會累積收入的成長率降低，或許降到零的程度，則分配的問題就變得更重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最高收入百分之十的人收入繼續增加，則不但會使窮人和整體收入停滯，甚至會相當削減。美國在這類趨勢中的許序方面都是一個例子；同時美國也出現了日漸不安定，犯罪率與藥物濫用增加──這些都是跟社會崩潰有關的現象。
註6：必須強調的是，如果收入低於維生水平，則收入的增加明顯會導致幸福的增加。
※ 資料出處：關懷生命協會翻譯之「走向永續歐洲」
本文件摘自《走向永續歐洲之研究》 「Towards Sustainable Europe, the Study」；該報告原件共240頁；由「渥普特氣候、環境與能源研究所」之約阿欽． H﹒斯潘金堡等人所著。原件由地球之友歐洲分會於199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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