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日本一場涉及2000多名受害者的漫長訴訟終告完結。這場訴訟的起因是一家名為智索株式會社的化工企業從上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在九州排放的含甲基水銀的污水引發了嚴重的水俁病（一種著名的神經細胞受毒害的公害病）。最終雙方達成協議，有90%的原告得到了每人210萬日元（2.6萬美元）的一次性賠償，另外為受害者群體設立了一項22.9億日元（2840萬美元）的基金。中央和縣政府還承擔了受害者的一部分醫療費用。
半個世紀前水俁病最初為世人所知，隨著時間的推移，受害者們的身體變得愈加孱弱。讓他們受到毒害的汞通過魚類等食品進入受害者的身體並積累起來，同時它還以「生物濃縮(bio-concentration)」的方式沿著食物鏈不斷上溯。在這一過程中，像汞這樣持久性的毒素將滯留在食物鏈的上層部分，也就是說，處於食物鏈頂端的生物脂肪組織中的毒性水準會更高。
然而，從今年3月11日開始，一場由不同毒素引起的相同悲劇再次上演。就在那一天，東京電力公司（TEPCO，以下簡稱東電）有計劃地將大量放射性污水排入了福島第一核電站附近的太平洋水域。很快，菠菜和其他綠葉類蔬菜中發現了放射性元素碘131，魚類中發現了銫137，牛奶和水中則是二者兼有。
儘管我們能夠時不時地看到各種具體的資料披露，比如碘121和銫137在福島土壤、東京飲用水、宮城縣綠葉蔬菜、岩手縣牛奶以及飛過太平洋上空的飛機機身上含量，但是這些放射性同位素給環境造成的短期和長期後果還不分明。
和半個世紀前的甲基水銀污染事件一樣，日本再一次面臨著水和食品中積累的頑固性毒物的威脅。但是與當初汞污染被發現後不同的一點是，這次日本政府的反應非常迅速。就在政府禁止福島和其他六縣的多種綠色蔬菜出售以及在東京的水體中發現放射性同位素之後，對食品和水的污染恐慌在東京民眾（以及從日本進口食品的周邊國家）中爆發性蔓延。雜貨店前排起了搶購瓶裝水的長隊，政府發放了嬰兒專用的純淨水配給卡，一些東京居民還嘗試著在網上購買食品。
接下來，當政府放鬆了對少數綠色蔬菜的禁令之後，針對污染又掀起了新一輪更富民族主義性質的行動。福島農民的熱心支持者們積極參與在東京和其他地方舉辦的「農民市場」，購買之前被禁的農產品。各種團體和個人還公開品嘗、推廣以及購買福島和周邊六縣的農產品，通過這種方式表現他們的團結。另外，電視藝人、體育明星和流行歌手等演藝界人士還鼓勵人們仿效官房長官枝野幸男的做法，購買並食用來自福島和周邊各縣的草莓和綠色蔬菜（每袋的價格只有誘人的100日元）。
這就是東京市民們做出的犧牲：他們用購買大減價農產品的方式對污染問題做出了回答。
3月23日，日本政府禁止人們購買來自福島以及茨城、櫪木和群馬的各種綠色蔬菜。這個禁令對消費者和生產者來說都影響巨大——要知道2010年東京有60%的綠色蔬菜都來自上述四縣。事實證明，綠色蔬菜比其他水果蔬菜更容易吸收放射性物質，自從福島核洩漏事故發生後，連續被發現數值超標。
一位農民在反應堆事故發生的一周前才剛剛完成播種，如今他面臨著整整200萬日元（2.5萬美元）的損失。在配送中心，來自福島和茨城的綠色蔬菜箱子上都被用粗粗的黑筆寫上了「返品」字樣。東京的菜店老闆抱怨說消費者們甚至連被禁區域相鄰各縣的菜都不敢買。即使福島的土壤中含有最低量的輻射物質，都會給當地農民帶來若干年的災難，他們的生計和健康都受到巨大的威脅。
由於擔心污染，福島和茨城縣還被禁止向外輸送牛奶。一位農民把剛擠出來的牛奶直接倒進了臭水溝，悲歎著說「只能像扔垃圾一樣扔掉牛奶」。牛奶尤其容易受到放射性物質的污染，這是因為工業毒素都儲存在生物體的脂肪組織內，生物濃縮意味著受到污染的牛奶將導致我們體內積累更多的毒素，就像魚類給水俁病受害者們帶來的影響一樣。
通常人們在畫食物鏈示意圖的時候，最頂端都是一個成人。但桑德拉斯坦格雷伯在她的《十月懷胎：一個生態學家成為母親的歷程》一書中，卻把地球毒素鏈頂端的這個人用一個胎兒來替代。這是因為胎盤放大了胎兒接受到的毒素。
關於汞（會損壞腦組織）和胎盤的關係，斯坦格雷伯寫道：「即使母體的血液中只有極少量的甲基水銀污染，胎盤也會立刻迫不及待地把它輸送到胎兒的毛細血管中去，就像對待微小的鈣或者碘顆粒一樣。隨著懷孕的進程，臍帶血中的汞含量水準最終會超過母體血液。如果是甲基水銀，胎盤的功能將更像一個放大鏡而非一個篩檢程式。」
和胎兒一樣容易受到影響的是母乳餵養的嬰兒。一位來自福島疏散地區的母親很可能已經受到輻射，然後就會在哺乳過程中把毒素傳遞給她的孩子，除非她放棄母乳餵養。
引起對食品供應中毒素關切的普遍性食品來源還包括魚類和海藻。這些海產品在生長過程中會積累放射性元素，導致其含量水準高於周圍水體。由於食物鏈更長，有毒物質在水產品中的積累水準比陸地上還要高。這也正是水俁的漁村遭受汞毒害如此慘烈的原因。因此，對福島沿岸海域放射性水準的監測也就倍加重要。
魚類體內的銫137水準各不相同。比如，水俁附近鳳尾魚體內的含量就高於其他小型魚類，因為事實證明其在生理上更容易吸收水中的銫。而在車諾比事故發生後，對波羅的海銫137的一項研究也表明，不同魚類對這種放射性元素的攝入水準存在明顯差異。
就像一些魚類多少更容易射入放射性物質，特定的人體也更容易吸收毒素。鳳尾魚顯示出對汞的強大吸收性，與此類似，人們發現胎兒和兒童對環境中的毒素的吸收性也更強。
我對銫137在車諾比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了一個悲劇性的事實：日常的工業性毒素在人類和非人類生物體污染重的作用要比放射性物質大得多。讓我們再回到母體的例子上，斯坦格雷伯指出人類的母乳中由工業生活帶來的有機污染物已經達到了足夠驚人的水準。它們讓母乳成為一種受污染最重的人類食品。她寫道：「如果我們像對嬰兒配方奶粉一樣對母乳進行監管，就會發現其有毒物質含量水準普遍超出FDA的標準，完全不合格。」
平均來說，工業化國家母乳餵養的嬰兒每天單位體重攝入的多氯聯苯（簡稱PCBs）是他們父母的50倍之多。如今母乳中的各種有毒物質實在不勝枚舉：DDT、多氯聯苯、阻燃劑、除黴劑、木材防腐劑、白蟻藥、廁所除臭劑、電線阻燃材料、汽油蒸汽、幹洗劑、垃圾焚燒產生的化學污染物等等，等等。這一結果在對車諾比周邊的生物群研究中得到了驗證。在事故十多年後對銫137和其他放射性原子塵所作的研究發現，普通工業污染物對生物群的威脅比放射性物質更大。
清理工作導入環境的化學物質通常比事故本身還要多。以去年的墨西哥灣石油洩漏為例，工人們沒有因為接觸到石油得病，反而因清潔用的化學品病倒了。像這樣用和輻射性物質一樣毒害巨大的化學物質來對其進行「清理」的行為，足以說明我們在能源選擇上面根深蒂固的惡癖。
福島的核洩漏事故發生後，我們經常聽到日本人抱怨說，沒有透明的資料作為安全食品消費的指導。海陸生產的食品中所包含的風險確實難以預測，這是因為影響放射性物質運動的環境因素實在太多了。但是車諾比的經驗為食品消費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路線圖：對蔬菜、水果、魚類、畜類、土壤和液體的核對總和監控是至關重要的。
比如，在車諾比事故之後，白俄羅斯建立了370所地方公共中心對食品進行監控。人們為各種食品的銫137攝入量制定了詳盡的限制，任何數量的食品，無論是蘑菇、牛奶、葛縷子籽、榛子、杏仁還是無花果，都能找到相應的官方銫-137攝入量限制。為了測定菌類、蔬菜、魚類和肉類中的銫137含量，人們進行了數十萬次的採樣。
日本政府在公開輻射資料和公眾健康資訊上的動作相當遲緩。事實上福島市民已對此表示不滿，認為政府試圖降低民眾的警惕性，以此緩解他們對輻射及健康風險的擔憂。目前資料還在逐步搜集之中，但當前的結果顯示污染已超過正常水準。東京大學海洋科學和技術專業的石丸隆教授一直對福島附近及周邊海域的生態情況進行監測，他發現那裡海洋生物的銫、鍶含量均超過政府設立的安全標準。
就在五月，東電確認了多個反應堆出現燃料棒熔解。至此我們才對福島核設施的毀壞程度有了較全面的認識。至於這在全局上會對環境造成怎樣的影響，我們現階段還無力評估。
日本還必須明確它對鄰國的責任。圍繞東電向太平洋傾倒有毒廢水合法性的爭議說明：我們必須重申放射性物質的移動有多麼容易與自由，必須重申生物體與環境之間的聯繫有多麼緊密。在廢水排放之後，枝野
幸男對此作過兩次重要的表態。一次是說海岸一公里以外的魚類是安全的，第二次是說日本沒有違反任何關於保護海洋生物的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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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至今仍然堅持，不管按照旨在保護海洋生物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還是《及早通報核事故公約》，東電向海中排放放射性廢水的行為都沒有違反國際法。
要做出枝野幸男這樣大膽的表態，首先要有一個理念作為前提：我們不僅是一個國家體，更是一個生物體。也就是說，在國家之間、或者在水體之間都要存在清晰的界限。但是我們知道事實並不是這樣的，因為大自然是運動的。它圍繞並透過我們運動。生物濃縮的過程、導致生物體污染度增加的解剖學特性、土壤性質、氣流和水流、魚類的集群以及那些堅信人造工廠可以抵禦自然之威的頑固分子，都會讓污染網路變得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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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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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原發表日期201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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